魏明伦（1941～），四川内江人，剧作家。著有《苦吟成戏》、《巴山秀才》等作品。
近年一些介绍我的文章，往往出于好心，隐去鄙人“阴暗面”，专讲幸运儿。仿佛是头沐春光，脚踏锦绣，一帆风顺走上剧坛。有的评论者，说我能写戏是由于自幼唱戏，熟悉舞台；比较了解我者，则说是由于从小自修，熟悉诗文；更具眼光者，发现我是个“杂种”——艺人和书生集于一身，兼备两种“童子功”……。以上各有道理，本人甘苦自知，补充“交代”：我之所以现在勉强能写几个剧本。基因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对戏剧，不！对人生保持了那么一点“独立思考”。
这个词儿，近年已无贬义；可在三中全会之前，在十年浩劫之中，在批判《武训传》之后，“独立思考”似乎是“脑后生了三根反骨”的近义词，谁沾上谁倒霉！我就因此铸成大错，误了前半生。
解放初期，我刚十岁，早已粉墨登场，小乖而已，绝非天才。只有两个优点：一是唱戏之余总想看书，二是看书之间总爱联想。例如演出《潘金莲》，我扮郓哥，台前卖梨儿，台后捧着郭老的《少年时代》，读到少年沫若单恋嫂嫂，不禁与台前潘金莲单恋小叔子挂上钩来。异想天开，便去问我那搞编剧兼司鼓的父亲：“潘金莲如果遇上郭沫若，叔嫂关系又会怎么样？”这问题涉及政府伟人，吓得谨小慎微的家父连忙制止。一顿臭骂使我没法再问，只好去“独立”思考。据老师们说，我过早倒嗓，尖音一去不返，正是对这类问题“醒”得太早，想得太多的缘故。
性早熟无伤大雅，过早思索社会人生就危乎险哉。记得斯大林逝世，召开追悼会，奏起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我的童心略感悲怆，跟着老师们默哀。忽然，有人放声干嚎，像麻五娘哭丧的“调门”！有人当场昏倒，像皇帝驾崩，臣民昏厥的“身段”！有人跪地叩呼“斯大林万岁”，竟与国际歌词发生尖锐矛盾！我的小脑瓜里迅速闪过一丝“独立”思考——这不是做戏吗？是表演啊！当时，肯定也有人和我一样反感，但都比我世故，不像孩子有感必发。我忍不住破涕为笑，两声哈哈，大逆不道！一位身穿黄军装的导演厉声斥责：“这娃娃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家父吓坏了，事后挥拳便打，我拔腿就跑，父亲穷追不舍，爷俩沿着剧场椅子兜圈儿……
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真不该笑，错了。可有些老师同志们那种“感情”是否属于“无产阶级”也须待考？中国的文盲艺人，对外国的斯大林缺乏深透了解，真情实感不多，悲戚则合度，昏倒则矫揉。那情景，与周总理逝世时，国遭大难，党处危急，人民切肤之痛，由衷之悲大不相同！后者真实，前者虚假。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观念，建国初期变相继承，一些信徒把马列主义视为宗教，把苏联领袖供为佛祖，把追悼会开成近似迷信葬仪。不客气地说：更有人趁机“表演”以示信徒虔诚，意在给领导留下可靠印象，为入党入团创造阶梯！难怪咱们后来大跳忠字舞，盲从的根子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培植了。
本人正因从小反感迷信，成年越发“思考”，所以屡罹文祸——一九五七年饱受批判，已够右派分子水平，幸而未到公民年龄，戴不上帽子，罚往农村劳动三年。“四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