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了，我的脑海里总浮现出这么一句生动莫名的话，仿佛一条顽固而狡黠的鱼，时不时地钻出水面，似是引诱，又像是提醒，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真相：曾经或者将来，鱼，飘在空中。
　　飘在空中的鱼，是从母亲的竹篮里逃脱的那一条吗？从水里直接飞升到空中，再在空中完成难度高超的自由转体，像一只灵巧异常的风筝。我曾见过无数的风筝，挂在十月的高压线上，它们在春天里逃跑未遂。我也曾见过无数的鱼，它们都能侥幸地从鱼网和我们的口中逃脱吗？更多的恐怕是成为鱼缸里供我们欣赏的活物，或是填了我们胃的狭小的一角了吧。我曾经满怀深情地描写过死去的它们：
　　鱼死在水里，肚皮朝上。
　　我从湖边经过，从它的身旁经过，它曾经是一尾活蹦乱跳的鱼，现在却是一具尸体。幸运的是，它最终死在水的怀里，水是鱼的情人，它应该感到幸福。
　　我不知道，这条鱼，是否从不远的老家游来，从母亲的竹篮里逃脱，选择这里死去。
　　我准确地向它扔了一颗石子。
　　石子很快沉了下去，浮起来的却是长久的思念。我想起跟鱼关系最密切的我的母亲。她在乡下日复一日地卖鱼。她对鱼充满感情。她的鱼从不轻易死去。
　　我能感受到的每个相似的冬天，都渗透着刺骨的寒意，和阵阵逶迤而来的鱼腥的气息。昏暗中的清晨，最先看见的是已坐起身的母亲，而在她看不见的几十里之外的养鱼场里，无数条鱼也在整装待发了。母亲把手伸进冰冷的水里，整个冬天便因此而奠定寒冷的基调。
　　母亲的鱼一个挨一个地匍匐在地上，母亲也就蹲在鱼的身旁。蹲得久了，母亲就随意地抬起头来，看来来往往的过路人，也只是随意地看。街道实在是太小了，跟大城市没法比。母亲是去过首都北京的，人多得就像整筐整筐的鱼。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母亲都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向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母亲，怎么敢在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兜售空白的黄色录影带呢？母亲知道那是犯法的事，她也曾为此被便衣警察带到派出所两次。有一次，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把她关在一间封闭的小房间里，手被铐在固定的桌脚上。夜深了，他们都去吃夜宵，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夜里。母亲并没有告诉那个年轻的警察，她有两个儿子，和他一般大，都在读大学，为了高昂的学费，她铤而走险。后来，母亲跟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也总是轻描淡写的，就像是在天黑之前去了一趟菜地，顺便割了点韭菜而已。就在今年七月，我第一次去了北京。站在陌生的胡同街头，首先想到的便是若干年前我的母亲就是站在这样的地方左顾右盼，小心翼翼。我痴痴地立在那里，想象着母亲那谨慎卑微的笑脸，直想哭。
　　母亲拿起塑料瓶，不时地给鱼洒点水。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了。浙江义乌的深夜好像也只有那么少的人。那一年，母亲跟老家的一对夫妇到那里打工，洗盘子，洗碗，洗菜，收拾里外。最让母亲难受的，是连续地熬夜。她们必须等，一直等那些从酒吧舞厅里散场的人，到她们那里吃点馄饨、水饺。母亲那时已经有四十多岁了。她的脚和胳膊都浮肿了。母亲累到极点的时候，就想家里的男人，想两个儿子，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偷偷地哭。坚持了大半年，母亲终于还是回来了。“转来转去，还是卖鱼好啊！”一回来，母亲就对父亲说。
　　在外奔波多年之后，母亲又重操旧业了，仿佛是一条漏网之鱼，在城市的大江大海中艰难游渡之后，最终又回归到乡村的小河小溪里。有时候，我喜欢胡思乱想，常常在心里完成这样的自问自答：为什么母亲的鱼从不会轻易死去？那是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鱼，就是她的第三个孩子。有一天从市里回来，远远地望见鱼市上的母亲，蹲在那里，就像是一条失去光泽的鱼。我能料想到母亲会继续这样的与鱼为伴的生活，却无法预料，是否有一天，我也会走出她以及村庄的视线，像一尾柔软的鱼。从她的竹篮里获得新生，或在寻找新生的途中悄然死去。
　　波纹层起，水藻繁盛，白色的鱼浮在其间若隐若现，然而我却能轻而易举地提起一条又一条鱼来。只是那一夜的梦里，风很大，鱼儿很小。咬在鱼钩上的轻飘飘的小鱼，我散乱的衣裳，塘埂上齐膝的野草，以及来寻我回家的母亲的发梢，都一起飘向我身后倾斜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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