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1644年，一说亡于1683年
在元朝末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朱元璋一枝独秀，于1368年称帝，建立了明朝，逐步实现了全国统一。明朝初期，统治者注意吸取历史教训，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明代文化教育事业超过了之前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编纂了巨型类书《永乐大典》，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为我国文化史上一件盛事。到明代中叶，社会经济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非常迅速，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明代科学技术在16世纪依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明代后期政治极度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太监专权，贪官污吏横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终于激起了明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
明代初年，朱元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了诸多改革，建立了集军政大权于皇帝一身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权，实行严酷的独裁统治。同时，在文化思想上进行严格控制，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大兴文字狱，对文人采取了笼络和高压的手段，进行奴化教育，进一步加强了思想和文化上的专制统治。朱元璋在开创帝业的过程中曾大力吸纳儒士，招揽人才；但立国后对文人却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政策，以严刑峻法制裁拒绝合作的文人，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就因辞官被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而斩杀。燕王朱棣夺位称帝后，有过之而无不及，残杀方孝孺“十族”873人，入狱及充军流放者数千人。在专制淫威之下，当时文人为免于惨祸，只能谨小慎微充当专制主义的奴才。明代前期以粉饰现实、歌功颂德为基本内容的“台阁体”诗歌的出现，就是这种高压政策的结果。
明初统治者在立国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教育和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方针。开国之初就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都城建立了最高学府“国子学”（后改称“国子监”），并发布兴学令，要求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学校。《明史·选举志一》载：“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明代从京师到郡县直至乡村，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学校教育体系，教育普及程度为唐、宋所不及，学校教育规模更远超元代。《明史·选举志一》载：“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加强思想控制，明代在学校教育中极力推崇程朱理学，采取种种措施排斥有碍于专制统治的思想学说，把《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钦定为学校的教科书，“四书五经”成为学校教学的主要教材。即使是朱熹所推崇的《孟子》一书，也因其中有不符合专制主义要求的言论而被大加删节，孟子的地位也被贬低。明中叶以后，科举腐败，官学衰落，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士大夫就纷纷创建书院，虽曾被禁毁，但还是日益昌盛。
明朝的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钳制士人外，更加重视科举制度，用科举考试来诱导或迫使知识分子就范。明朝在对前代科考制度有所增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完备的制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和学风等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明朝初年起，就规定“四书五经”是各级学校的必学内容，实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专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久而久之，学校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都与科举产生了直接联系，学校逐渐变成了科举应试的预备场，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科举考试。到明宪宗成化年间，八股文已经程式化，“八股取士”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定型。因此，科举制度也越来越僵化，走向了形式化的泥淖。因此，诗歌教育与科举的距离被进一步拉大，诗歌更多地成为文人吟风弄月或抒写情志的手段，但传统“诗教”的作用仍得到人们重视，《诗经》始终是儒生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明代东林党人高世泰题无锡东林书院丽泽堂的楹联“身教莫如礼，言教莫如诗”就说明了这一点。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繁荣，苏州、杭州等地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影响力逐步扩大。明代中叶，印刷行业特别发达，为文化和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嘉靖和万历两朝是明代刻书印刷的极盛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市民势力的成长，迫使明朝统治者对思想和文化的控制也逐渐放松。商业经济对传统道德的冲击，更进一步促进人的个性因素得到初步的张扬和重视。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继承并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学，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王守仁反对理学束缚人性的教条，对动摇长期以来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有一定作用，对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对文学的复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发展了王守仁哲学中反道学的积极因素，富有叛逆精神。这与当时文学家反对程朱理学、抨击宋代文化的主张是一致的。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李贽猛烈地攻击封建礼教，大胆地攻击儒学，进一步肯定了文学的价值。李贽的“童心说”对“公安派”诗歌有极大影响。
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和市民势力的壮大，满足市民阶层娱乐需要的通俗文学极为兴盛。从整体上看，在明代文学中，传统诗文的地位进一步衰落。明代诗坛虽然人数众多，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作品丰富，但优秀的诗人并不多，优秀的诗篇也不多。清代朱彝尊编选的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有100卷，录存明代诗人3400余人的作品。刘基、高启是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位诗人号称“明初四杰”。而明代前期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却是以粉饰现实、歌功颂德为能事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著名政治家于谦的诗歌直抒胸臆，自然天成，令人耳目一新。明代中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但是，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拟古，又对文学发展产生了不良后果。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续在文学上鼓吹复古主张，对于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但他们更强调效法古人，在拟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对于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又造成了严重的束缚。徐渭的诗歌独树一帜，开晚明诗歌风气之先声，显示了文学创新的实绩。明代后期诗歌中影响最大的是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对明代后期和清代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明末诗人陈子龙、夏完淳等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写下了慷慨激昂、光辉灿烂的爱国主义诗篇，成为明代诗歌光彩的尾声。
从总体上看，词至明代已经衰微。明代词人虽然较多，但优秀作品很少。清代王昶编选的明词总集《明词综》12卷，选录明代词人380家。明初词坛，刘基、杨基、高启等人由元入明，作词各具特色，尚存两宋遗风。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和财富的积聚，享乐之风盛行，加上发达的印刷业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花间集》、《草堂诗余》等词集又恰恰迎合了明人崇艳尚情、追求婉媚的审美心理而独盛一时，成为文士填词的范本。整个词坛被绮丽婉约、香艳淫靡的风气所笼罩，词风日下，日趋凋敝。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作词虽多，成就并不高。明代末期，陈子龙、夏完淳、屈大均、王夫之等人的出现，为明末词坛抹上一层亮色，为清代词的复兴开风气之先。
与正统的诗文相比，戏曲和小说的形式更自由活泼，更易于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其语言的通俗浅近更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印刷业的空前发达又为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明代的戏曲和小说在已往的基础上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著名文学家徐渭的《四声猿》代表了明代杂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深受王学左派的影响，其代表作《牡丹亭》是我国戏曲史上最优秀的浪漫主义剧作。除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外，《西游记》、《金瓶梅》足以代表明代小说创作的成就。明代散曲总体上处于盛而不衰的状态，散曲作家作品众多，数量都超过元代，但成就远不如元代。仅任纳《散曲概论》统计的明代散曲作家就有三百多人。与曲调清新自然、语言浅俗活泼的元代散曲相比，明代散曲有脱离民间本色而文人化的趋向。从地域分布和风格特征来看，明代散曲大致上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北派大多豪爽雄迈、质朴粗率，南派则清丽俊逸、细腻婉约。明代早期的重要散曲作家是宗室贵族朱有燉，他的曲作以音律谐美著称，至明末清初尚在流传。弘治、正德年间，散曲创作逐渐兴起，康海、王九思、王磐、陈铎等都是当时的名家。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是为人称颂的名作。明代后期，散曲创作进一步繁荣，杨慎、金銮、冯惟敏、梁辰鱼、施绍莘等都是当时有显著影响的作家。明代散曲作家大多数善诗能文，诗文追摹汉魏盛唐，力求高华典雅，散曲则在沿袭元人啸傲烟霞、嘲弄风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更多地抒写怡然自得的闲适情绪，或表现声色自娱的生活情趣，格调日趋卑下。
明代民歌十分繁荣，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民间曲调广为流传。民间小曲如《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挂枝儿》、《打枣竿》、《劈破玉》等尤其流行。而发达的印刷业更有利于民歌的流传和保存，成化年间金台鲁氏刊行的《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新编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是现存明代最早的民歌集。晚明时期，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选的民歌专集《童痴一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歌》很有特色，显示了明代民歌的主要成就。现存明代民歌总数有1000余首，多数作品以男女情爱为主题，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如“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山歌》卷十）而直接反映封建压迫剥削、歌颂农民起义的歌谣保存下来很少。如李开先《一笑散》中有这样一首民歌：“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膆里寻豌豆，鹭鸶腿下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运用比喻和夸张，深刻揭露了统治者贪婪的本质和狠毒的手段。在明末农民起义中，民间歌谣又成为民众战斗的号角，既宣传了起义军的政治主张，又鼓舞着广大人民的斗争。如《明季北略》中的民谣：“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明史·李自成列传》载：“（李）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明代民歌的盛行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著名文人李梦阳、何景明、李贽、袁宏道、冯梦龙等都十分推崇民歌，并将民歌作为反对假道学、抒写真性情的手段。李梦阳在文学方面最为推崇民间歌谣，力主“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他的诗歌创作受到民歌的较大影响。他曾改写《童谣二首》，其《长歌行》等诗篇采用了民谣格调。据李开先的《词谑》记载，曾有人向李梦阳请教如何作诗，李梦阳却让他以市井流行小调《琐南枝》为榜样。杨慎广泛学习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曾编纂了民谣专集《古今风谣》，收录上古至明代嘉靖时期的民谣280余首；他的一些诗歌作品具有浓烈的民歌情调，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袁宏道也积极向民歌学习，他的《江南子》等诗篇具有鲜明的民歌风味。
在明代文化教育十分发达的背景下，虽然诗人辈出，作品众多，但由于明代诗歌始终在复古与反复古的反复中前行，而一味尊古拟古的形式主义诗风又长期占据诗坛，因此，优秀的诗人和诗篇却相对较少。只有少数杰出的诗人，如高启、于谦、杨慎、徐渭等继承“诗言志”的传统，独抒心志，善于创新，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洪武七年被杀，年仅三十九岁。高启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众体兼长，风格多样。其乐府诗如《养蚕词》、《田家行》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人民疾苦，质朴真切，富有乡土气息。他的歌行和律诗最能表现他个性特色和艺术才华。如《青丘子歌》表现了他早年张扬疏狂的性格和高昂自傲的精神；《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描绘雄伟壮丽的江山，抒发了国家重新统一带来的喜悦：“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他的律诗如《清明呈馆中诸公》、《岳王墓》等内容主要是登临、怀古、赠答之类，接近盛唐诗人的风格，艺术成就较高。高启被誉为明代诗人之冠，对明代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他的诗数量较多，仅自编《缶鸣集》就存诗937首。高启能词能文，其词编为《扣舷集》；文章编为《凫藻集》，均刊行于世。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人。永乐十九年进士，为官清正，不畏强暴，深得民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在“土木之役”中，明英宗被俘，蒙古瓦刺部军进逼北京；于谦坚决主战，拥立景帝。英宗还朝复位后，于谦被诬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处死。于谦首先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位民族英雄，其次才是诗人，写诗只是他政事之余抒写情怀的方式。惟其如此，却恰恰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发扬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歌集中表现了他献身国家的志向、忧国忧民的情怀。如他青年时代写的咏物诗《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在巡按各地途中写下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如：《荒村》、《田舍翁》等，表达了他对苦难百姓的深切同情。他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曾作《入京》一诗以见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此诗远近传诵，成为一时佳话。在抗击蒙古军队入侵的战争中，他写下了一系列洋溢着爱国主义的诗篇，如《出塞》一诗表达了他“意气平吞瓦剌家”的壮志。他还用民歌形式为戍边将士写了一首《从军五更转》，激励他们保卫国家。于谦最为人传诵的是他抒写心志、保持高尚节操的诗篇，如《石灰吟》、《咏煤炭》、《北风吹》等。他的诗无论古体还是近体，无论五言还是七言，语言浅显平易，明白流畅，在艺术上不事雕琢，直抒胸臆，刚劲清新，自然天成，独树一帜，与当时盛行的呆板凝滞、华贵典雅的“台阁体”形成鲜明对照，成为明代前期诗坛成就最突出的诗人。于谦的人品和诗品俱称一流，五百多年来，他始终是文人士子学习的榜样。他的《石灰吟》、《入京》等诗篇曾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均举进士，其父杨廷和是明武宗朝首辅。杨慎幼年就随母学习唐代绝句，少年时就以能诗善文著称，曾受到文坛领袖李东阳的赞赏。《明史·杨慎列传》载：“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正德六年(1511)，杨慎举进士第一。明世宗时充经筵讲官，以直言直谏著名。嘉靖三年（1524年），因“议大礼”被谪戍云南30余年，终于戍地。杨慎博学多才，广泛涉猎经史、诗文、书画、训诂、文学、音韵、名物等方面，著述很多，有《升庵集》81卷，其中有诗29卷。他精熟诗词、文赋、散曲、杂剧、弹词，词有《升庵长短句》3卷，散曲有《陶情乐府》4卷，弹词有《二十一史弹词》12卷等，另有《升庵诗话》14卷、《词品》6卷等。《明史·杨慎列传》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杨慎诗存约2300首，内容极为广泛。或描绘山河之美，或抒写离愁别情，或关心民生疾苦，或歌颂历史人物。因居滇30余年，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广泛学习魏晋唐代诗歌，兼采民歌之长，形成了气势雄伟、清新细腻、浓丽含蓄的诗歌风格。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华美流畅。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又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文词畅达流利，广为传诵，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三章《说秦汉》的开场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因被移用于明清时期刊行的《三国演义》之首而广为人知。
杨慎的夫人黄峨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女才子。黄峨（1498—1569）字秀眉，遂宁人，工部尚书黄珂之女。她自幼随母学习诗文，聪明好学，博览群书，通经史，工诗文，少时就以诗词、散曲名满京城。她的诗词、散曲以杨慎谪戍云南为界，前期作品风格清新活泼，语言晓畅明丽，感情真挚动人，如《闺中即事》、《庭榴》等；后期因夫妻长期分离，诗曲大多感事伤怀，凄凉哀怨。如散曲《黄莺儿》：“积雨酿春寒，看繁花树残。泥途江眼登临倦，云山几盘流几弯，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罗江怨》：“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这些作品主要表达个人情感，情意真切，极其感人。1529年，黄峨写下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一作“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全诗哀婉真切，风韵自然，是广为传诵的名篇。黄峨一生所写的诗曲很多，但她不愿子侄辈看到自己的文字，随写随毁，因而留传下来的并不多。明隆庆以后所刊行的《杨状元妻诗集》、《杨夫人乐府词余》、《杨夫人曲》、《黄夫人乐府》、《榴阁偶存》等，保持了她幸存的部分作品，成为我国女性文学的珍贵遗产。黄峨是继李清照、朱淑真之后又一位成就卓著的女诗人，她的诗曲在明清时期受到著名文学家的普遍赞誉。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又号天池，渐江山阴(今绍兴县)人。他多才多艺，独树一帜，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对明、清两代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少负才名，却八次应试均未中举。因个性孤傲倔强，一生经历充满坎坷。恶劣的社会环境和不幸的个人命运曾导致他精神崩溃，竟然先后九次自杀，后又在狂病发作时杀死继妻而下狱七年，为好友营救出狱。其后他四处游历，著书立说，写诗作画。晚年穷困交加，潦倒而死。徐渭在诗歌、散文、戏曲等方面是晚明文学的先驱。《明史·文苑列传四·徐渭列传》载：“渭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徐渭在诗歌创作上推崇韩愈、李贺，对元末诗人杨维桢评价很高并受其影响。他的诗歌既善取前人之长，又富于个人创新，风格险怪幽绝，气势奔放。如《龛山凯歌》其四：“短剑随枪暮合围，寒风吹血着人飞。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他曾入胡宗宪幕府参与抗倭军务，这首七绝即写一场抗倭战斗胜利后军队凯旋归来的景象。他的许多抒发个人情怀的诗往往宣泄抑郁不平之气，表现了对社会压抑的反抗，如《少年》一诗。他的《题墨葡萄诗》可谓其人生的写照：“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他的诗歌对明末“公安派”有很大影响，他曾被袁宏道尊为明代第一诗人。徐渭的杂剧《四声猿》和他的诗歌、书画一样，充分表现了他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对戏剧家汤显祖有显著影响。
俞大猷（1503－1580），字志辅，号虚江，泉州人，祖籍安徽凤阳，明代著名军事家、兵器发明家和武术家，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与戚继光齐名，并称“俞龙戚虎”。俞大猷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少时家境贫困，勤奋读书，15岁进文秀才，以才子闻名乡闾；后拜求名师，学文习武，多才多艺，精通兵法，擅长剑（棍）术和骑射，跨马飞矢，百发百中，其剑术被誉为天下第一；32岁参加全国武举会试，荣获第5名武进士；一生坎坷，身经百战，战功显赫。他精通六经，博学宏文，著有《兵法发微》、《剑经》等军事著作，与诗文杂著汇编为《正气堂集》十六卷。他在戎马倥偬期间，还写下大量诗篇，他在诗中写道：“欲写心中无限事，不论工拙不论多”。其诗风格质朴豪壮，多明志和赠别之作，内容以爱国咏武为多，如《饮马长城窟》、《试剑石》、《舟师》等。他在《咏牡丹诗》中表明了自己虽屡遭冤屈、但报国忠心不改的坚定立场：“闲花眼底千千种，此种人间擅最奇。国色天香人咏尽，丹心独抱更谁知？”俞大猷晚年曾为厦门南普陀寺题写了四首七绝，其一曰：“借问浮云云不语，为谁东去为谁西。人生踪迹云相似，无补生民苦自迷。”其一腔忧国忧民之情依然浓烈。他的《舟师》据说是我国古代最早描写海战的诗篇：“倚剑东溟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岛头云雾须臾净，天外旌旗上下冲。队火光摇河汉影，歌声气压虬龙宫。夕阳影里归蓬近。背水阵奇战士功！”这首诗描绘了一场抗倭战斗的景象，语言铿锵，气势雄壮，情景交融，声色并茂，表达了诗人在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和归功将士的豁达襟怀。俞大猷也善于作词，如他的一首《满江红》：“蛇舞龙飞，寒光剑，试锋何缺？演兵法，万千横纵，武威雄烈。动地惊天烽火起，横刀跃马狼烟灭。望旌旗，百战志冲霄，蹄无歇。追穷寇，腾热血。同戚虎，掀魔穴。整河山，闽浙粤苏倭绝。赤县长宁疆海靖，英雄神勇人中杰。镇九边，浩气筑长城，谁能越！”这首词风格豪放，表达了他捍卫祖国边疆、保卫人民安宁的爱国情怀。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登州（山东蓬莱）人，祖籍河南卫辉，明代杰出军事家，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他出身将门，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保国卫民，曾考中武举。他一生战功卓著，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颇多建树，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为后世兵家所推崇。他文武双全，能诗能文，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能随口引经据典与文士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与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有很深的交情。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写下了较多诗文，有诗文集《横槊稿》、《止止堂集》，存诗250余首。他年轻时在阅读兵书时曾挥笔写下一首诗《韬钤深处》：“小筑惭高枕，忧时旧有盟；呼樽来揖客，挥尘坐谈兵。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首诗表达了他安邦定国的志向，其中“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是历来传诵的名句。他的另一首名篇是《马上作》：“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表现了他长期从军保卫国家的壮志豪情。在东南沿海抗倭时，为了鼓舞士气，他特地创作了一首军歌《凯歌》：“万人一心兮太（泰）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配上军乐后，他亲自教授士兵高唱，激励将士团结一心，报国立功。他在镇守蓟州时写下一首《登盘山绝顶》：“霜角一声草木衰，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边酒不曾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使雕戈销杀气，何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他在诗中慷慨高歌，抒发了抵御外侮的雄心壮志，历来为人称道。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他虽为官清正，但生性酷爱自然山水而不喜做官，一生多在游山玩水、诗酒之会中度过。《明史·文苑列传四·袁宏道列传》载：“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闲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悟。……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然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空疏者便之。”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深受李贽和徐渭的影响，其诗歌理论的核心是“独抒性灵”，强调性情之真，反对摹拟古人，主张诗歌创作应时而变，因人而异。袁宏道作诗往往冲口而出，浅易率真，宁可俚俗，不取陈套，如《灵隐路上》、《东阿道中晚望》等就体现了这种风格。袁宗道、袁中道的诗风与此相似。公安派的诗歌理论在当时掀起了一个声势较大的诗歌革新运动，对明末清初的诗人影响很大。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曾与夏允彝等人结成“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为一时名士。清兵入关后，仕于南明弘光朝，因朝政腐败而辞职回乡。南京被攻破后，因从事抗清活动被捕，乘隙投水而死。有《陈忠裕公全集》30卷。《明史·陈子龙列传》载：“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他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曾编《皇朝经世文编》500余卷；论诗则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有感而发，不可无病呻吟。前期诗作多仿汉魏盛唐，或绮丽华艳，或质朴深沉；后期诗作感事伤时，沉郁顿挫，慷慨悲凉，充满民族气节。他擅长七律，绝句也较出色。《小车行》、《秋日杂感》10首是其代表作。其词学《花间集》，或描写离情别恨，或表现故国之思，清丽宛转，真挚动人。
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松江华亭人。其父夏允彝、其师陈子龙都是明末正气凛然的名士。他自幼受父亲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他幼时聪颖过人，五岁知五经，七岁能诗文，九岁撰《代乳集》，十二岁拜陈子龙为师，十四岁随父夏允彝、师陈子龙起兵抗清。父兵败自杀后，他誓志报国，继续抗清斗争，被捕后英勇就义，年仅十七岁。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少年英雄，短暂的一生中，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他在文学上受陈子龙影响，早期诗作内容单薄，有摹拟痕迹。参加抗清斗争后，其诗篇多反映明亡之际的史实，于悲凉中发出激昂之气。喷涌的爱国激情，坚强的民族气节，炽热的战斗气息，动人的浪漫色彩和华美的词章用语，形成他诗歌的主要特色。如《别云间》：“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诗中充满了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豪情。《细林野哭》为其代表作。他的词有《玉樊堂词》，风格与陈子龙相似，凄艳婉丽，哀婉感人。如《婆罗门引·春尽夜》、《江城子·病起春尽》等。夏完淳也以文知名，《大哀赋》、《狱中上母书》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其作品集有《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夏节愍全集》等。
明代诗坛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女性诗人，后期更是涌现出许多富有个性和才华的女诗人，在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尤多。其中既有名门淑女、贞节烈妇，也有青楼名妓、女冠尼姑。如孟淑卿、陈懿德、朱妙端、邹赛贞、李玉英、杨文俪、罗素月、吴静婉、桑贞白、徐媛、陆卿子、马湘兰、赵丽华、徐翩翩、赵彩姬、郑如英、沈宜修、方维仪、方孟式、方维则、商景兰、商景徽、周淑禧、黄媛贞、黄媛介、朱无瑕、薛素素、柳如是、李香君、王微、徐灿等。她们往往接受过良好的文学艺术教育，文思敏捷，多才多艺，既能诗词，也善书画。她们取得的文学艺术成就常令无数须眉折腰。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有一批明代女诗人的传记。明末还出现了一些专收女性诗文的文学选集，如钟惺编辑的《名媛诗归》、郑文昂辑录的《名媛汇诗》等。这些选集的出现，为女性学习作诗提供了样本，进一步推动了女性文学的高涨。可以这么说，正是众多女诗人的出现，才真正体现了明代诗歌教育的成果。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明代中后期，在王学左派的打击下，理学和礼教对人性束缚越来越弱，因而明代文人结社的风气也对女性诗人产生影响，一些名门望族、文学世家往往形成女诗人群体。如吴江沈家和叶家、山阴祁家、桐城方家等，就分别涌出了许多才女。更引人注目的是明末安徽桐城望族方家竟然还形成了一个“名媛诗社”，其成员主要是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姊妹与方维仪弟媳吴令仪及其胞姐吴令则姊妹共五人，在她们周围尚有其亲眷多人。这些女诗人中以方维仪成就最高，她们常常于方维仪的“清芬阁”吟诗作画，互相唱和。方孟式（？—1639）字如耀，山东布政史张秉文妻。济南被清军攻破，其夫战死后投水殉节。她敏而好学，九岁能文，志笃诗书，著有《纫兰阁集》。方维仪（1585—1668）字仲贤，精研文史，工诗善画。著有《楚江吟》、《归来叹》、《清芬阁集》等，还辑录历代女子作品编为《宫闺诗史》。她十七岁寡居归家,在弟媳吴令仪因病去世后抚养其侄方以智。后方以智于明崇祯十三年举进士，是明季“四公子”之一，以诗文名动天下，还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书画家。方以智的母亲吴令仪和姨母吴令则也善吟诗作画。方维则十六岁而寡，归家孀居，常与堂姐方维仪一起作诗绘画，著有《抚松阁集》。
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吴江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为著名文学家沈璟之侄女，明末文学家叶绍袁之妻。她聪颖好学，才智过人，工画山水，能诗善词，著有诗集《鹂吹》，收录800余首诗。其五女八男均有文采。长女叶纨纨、次女叶小纨、三女叶小鸾、五女叶小繁、三儿媳沈宪英均工诗词，并著有诗集。尤以叶小纨、叶小鸾文名最盛。著名的诗论家叶燮是她的第六子。1636年，叶绍袁将爱妻和子女的作品编成《午梦堂集》，流芳后世。
商景兰（1604—1676？）字媚生，浙江会稽人，明吏部尚书商周祚之长女，明末藏书家、文学家祁彪佳之妻。幼承家学，能书善画工诗文，尤长诗词。与夫伉俪相敬，有金童玉女之称。1645年，清兵攻下南京，祁彪佳投水自尽。她深明大义，独自教育子女，其二子、三女、二媳均有诗名。每逢暇日登临，一家人间竞相唱和，一时传为胜事。商景兰作诗很多，有《锦囊集》等。她最著名的一首是为以身殉国的丈夫写的《悼亡》：“君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随异路，贞白本相成。”其妹商景徽也善作诗，年至八十犹颂诗书不衰，著有《泳鵻堂诗草》。
柳如是（1618—1664）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后改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又号蘼芜君，嘉兴盛泽镇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幼时家遭巨变，被人诱拐卖给名妓徐拂为婢，受其熏染，学习诗文书画。十四岁又被卖入崇祯故相周道登家为妾，因美艳聪慧颇受主人宠爱，常抱膝上教以诗词歌赋；不久即因被群妾诋毁再度被卖入青楼。她流落为妓后往来吴越间，常身着儒服男装，以绝世才貌与诸多江南名士交往，如复社领袖张溥、几社领袖陈子龙、东林党领袖钱谦益等，与诸名儒纵谈时势，歌诗唱和。后与钱谦益结合，对其参与反清复明活动有很大影响。她正直聪慧，魄力奇伟，不仅精通史书典故，慧解文字，能诗善词，工书擅画，而且以过人的才气、超凡的胆识和坚贞的民族气节在明末名士名姝中享有盛誉。她一生著述甚多，尤擅长近体七言诗，诗文集有《戊寅草》、《湖上草》、《柳如是诗》、《红豆村庄杂录》、《河东诗文集》、《梅花集句》、《东山酬唱集》等，存诗159首，词33首。另有书法、绘画作品传世。柳如是还曾选编《古今名媛诗词选》（又名《历代女子诗选词选》）。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为之作《柳如是别传》。
明代诗人往往以学习汉唐诗歌相标榜，因此，出现了较多的诗歌选本。高棅的《唐诗品汇》九十卷及拾遗十卷，共选入唐代诗人680余家，辑录诗歌6700余首。受杨士弘《唐音》启发，高棅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对后世影响极大。李攀龙推崇汉魏古诗、盛唐近体，他的《古今诗删》三十四卷选录了古逸至唐代诗及明代诗，而宋元诗不录一首，充分体现了他的诗歌主张。唐汝询生五岁而双目失明，靠耳听心记博通百家，当时被视为奇才。他的《唐诗解》五十卷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唐诗注解本，尤便于学习。锺惺与谭元春共同编选了《古诗归》十五卷（选古逸诗至隋诗）和《唐诗归》三十六卷，选诗面较宽，各体皆备，不以名家所作为限，共选诗3300余首，体现了竟陵派“独抒性灵”、反对模拟的文学主张，在当时影响很大，后颇受学者批评。《明史·文苑列传四·袁宏道列传附钟惺列传》载：“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然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僻，大为通人所讥。”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一千零三十三卷，以十干为纪，自《甲签》至《壬签》按时间先后辑录唐代至五代的诗歌以及词曲、谚语、酒令等，搜罗丰富，为后世研究唐诗者所重视，是清代编录《全唐诗》的蓝本之一。这些诗歌选本为明代诗人创作诗歌提供了范本。
明代通俗文学的创作也深受诗歌影响，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诗歌教育的成效。当时的戏剧家、小说家也往往是诗人。中国古典戏剧中，曲词常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些曲词可以脱离原剧而单独欣赏。剧本本身更是可以脱离舞台而存在。这是因为曲词已经诗歌化，甚至本身就是优美的诗歌，戏剧作家可以通过这些带有强烈个性情感特点的曲词来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著名诗人徐渭也是明代成就最突出的杂剧作家。康海、王九思都是名列“前七子”的诗人，除诗文外，更以戏剧和散曲知名于世。康海有散曲集《沜东乐府》和杂剧名作《中山狼》等。王九思有散曲集《碧山乐府》和杂剧名作《杜甫游春》等。杰出的戏曲家汤显祖也是一位著名诗人。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他早年创作以诗文为主，闻名四方。一生作诗约2000余首，有《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玉茗堂集》等。其诗偏向六朝，独抒性情，风格华丽，诗文集《问棘邮草》曾受到徐渭的称赞。他的名作《牡丹亭》其实是一部美丽的诗剧，曲词精美典雅，抒情气息浓郁。如《惊梦》中的《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因此，《牡丹亭》问世不久即家传户诵，为众多文士称赏，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娄江女子俞二娘因读《牡丹亭》时哀感身世而含恨而死；杭州女艺人商小玲在表演此剧时想到自身遭遇，悲恸难禁而猝死在舞台上。《牡丹亭》全剧五十五出，每一出均以诗结尾；而且除第一出外，每一出结尾都是一首集句诗。如全剧收尾的一首：“杜陵寒食草青青（韦应物），羯鼓声高众乐停（李商隐）。更恨香魂不相遇（郑琼罗），春肠遥断牡丹亭（白居易）。千愁万恨过花时（僧无则），人去人来酒一卮（元稹）。唱尽新词欢不见（刘禹锡），数声啼鸟上花枝（韦庄）。这些集句诗所用的诗句大多出自唐代诗人的诗篇，说明汤显祖对于唐诗十分熟悉，而且熟能生巧，可见其诗歌修养之深。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与戏曲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自盛唐之后，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没有不会作诗的。中国的古典小说中也往往搀杂着数量庞大的诗词，而优秀的小说家也大多是诗人。《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就是一位诗人。吴承恩（1500？—1582？）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年少时就以诗文闻名四乡，其诗文颇多，但大都亡佚，后人辑录为《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他的诗《瑞龙歌》、《二郎搜山图歌》等富有浪漫主义风格，借神话传说寄寓着他扫荡邪魔、安民保国的理想的。如他在长诗《二郎搜山图歌》写道：“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他的七律《泊杨柳青》一诗颇有名：“村旗夸酒莲花白，津鼓开帆杨柳青。壮岁惊心频客路，故乡回首几长亭。春深水涨嘉鱼味，海近风多健鹤翎。谁向高楼横玉笛，落梅愁绝醉中听。”他在《西游记》第三十六回插入了一首描写夜景的数字诗：“十里长亭无客走，九重天上现星辰。八河船只皆收港，七千州县尽关门。六宫五俯回官宰，四海三江罢钓纶。两座楼头钟鼓响，一轮明月满乾坤。”这首诗读起来颇有情趣。《西游记》中运用的诗词很多，应有相当数量是吴承恩的创作。与《西游记》相似，《金瓶梅》、《封神演义》和“三言二拍”等小说中也夹杂着大量的诗词，可见诗歌艺术对小说的影响。
明代众多诗人的出现，与诗歌教育的发达大有关系。著名戏剧家、诗人屠隆就是与徐渭同时的诗人沈明臣的弟子。《明史·文苑列传四·徐渭列传附屠隆列传》载：“屠隆者，字长卿，明臣同邑人也。生有异才，尝学诗于明臣，落笔数千言立就。……归益纵情诗酒，好宾客，卖文为活。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子妇沈氏，修撰懋学女，与隆女瑶瑟并能诗。隆有所作，两人辄和之。两家兄弟合刻其诗，曰《留香草》。”屠隆的儿媳沈氏出身书香门第，是诗人沈懋学之女。沈氏和屠隆的女儿屠瑶瑟能诗，而且能以诗与屠隆唱和，并有诗集传世，无疑都是女诗人。
诗人、学者唐汝询的出现可以说是明代后期诗歌教育方面的一个奇迹。唐汝询字仲言，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生卒年均不详，大约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前后在世。他幼年聪颖，五岁之前就已经识字，五岁时因病而双目失明。之后，他的父亲和哥哥将他抱在膝上教他诵读《诗经》和唐诗，无不琅琅上口。他靠耳听心记学习，博通经史百家。成年后曾著《唐诗解》、《唐诗十集》等，援引资料丰富完备，当时被视为奇迹。他还善于作诗，有《编蓬集》、《姑蔑集》、《可赋亭集》等。他的《唐诗解》五十卷，共选诗1500多首，入选诗人包括帝王公卿、方外异人、大家闺秀、后宫佳人及无名氏计一百九十四人。选诗共分七体，有五言古诗十卷，七言古诗十卷，五言绝句四卷，七言绝句六卷，五言律诗八卷，七言律诗六卷，五言排律六卷。每首诗均有原文、作者简介、校汇、注释及详解组成，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唐诗总汇，对唐诗的学习和研究有很大影响。
明代中上层社会比较重视女子教育，尤其重视“诗教”和学习《诗经》。一些官宦家庭还专门为自家女子开设了私塾。由于理学的影响，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向她们灌输以“三从四德”为主的封建伦理道德，但是，这种教育却压抑不住人性的高涨，其结果往往背离了封建礼教的要求。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第三出《训女》中南安太守杜宝多次说过：“看起自来淑女，无不知书。”“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杜太守就亲自为爱女选择了老儒陈最良为塾师。《牡丹亭》第七出《闺塾》反映了明代上层家庭家塾的基本情况。一开场陈最良就说：“我陈最良杜衙设帐，杜小姐家传《毛诗》。”他在向杜小姐讲解《诗经》时说：“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虽然这样教育杜丽娘，可杜丽娘依然春情萌发，为情而死，为情而生。不可否认，这种教育虽有种种缺陷，却依然为中国古代文学培养出了诸多女才子。明代中后期一些书香门第相继涌现出女诗人群体，就说明了明代对女子进行诗歌教育的盛况和成效。
明代蒙学阶段对诗歌教育很重视，尤其注重通过诗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主张把教读诗歌作为蒙学中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他在《教约》中还进一步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的正文之后还附录了诗歌20余首，如班固《咏史》、曹植《豫章行》、无名氏《木兰诗》杜甫《哀王孙》、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时读书乐》（4首）、陆游《感事示儿孙》、方孝孺《勉学诗》等，内容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与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的主张是一致的。
明代沿袭并改易了元代的社学制度，在各地乡间建立社学，专门教育十五岁以下的儿童。著名学者、教育家吕坤（1534一1616）在《社学要略》中指出：“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张社学不应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应当注重政治教化，扩大教育范围，实现读书明理的目标。因此，他十分重视诗歌教育，尤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他对诗歌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古诗如《陟岵》、《蓼莪》、《凯风》（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汉》、《出东门》（以上男女），《鸡鸣》、《雄雉》（以上夫妇），《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兰》（童子），《葛藟》（民穷），《相鼠》（教礼），《伐檀》（训义），《采苓》、《青蝇》（戒谗），《蟋蟀》、《瓠叶》（示俭），《采苹》（重祀），《白驹》（悦贤）。至于汉魏以来，乐府古诗、近世教民俗语，凡切于纲常伦理、道义身心者，日讲一章。其新声艳语，但有习学者，访知重责。训蒙约后附集诗歌，即此意也。”
明代蒙学阶段与诗歌教育相关的教材十分丰富。除《诗经》外，用作蒙学诗歌读本的主要有宋代谢枋得的《重定千家诗》（七言《千家诗》）。“三”、“百”、“千”成为蒙学最基本的教材。吕坤在《社学要略》说：“初人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此外，明代学者编撰了大量韵文（诗歌）类儿童读物，如吕得胜的《小儿语》、吕坤的《续小儿语》和《好人歌》、李廷机的《鉴略妥注》（又名《五字鉴》）、程登吉的《幼学求源》（《幼学琼林》）、司守谦的《训蒙骈句》、萧良有的《蒙养故事》（《龙文鞭影》）、吴沉和刘仲质的《皇明百家姓》等。
吕得胜、吕坤父子为了促使儿童诵习有教育意义的儿歌，先后编写了《小儿语》和《续小儿语》，形式上采用四言、六言、杂言句式。如《小儿语》开头部分：“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沉静立身，从容说话。不要轻薄，惹人笑骂。先学耐烦，快休使气。性躁心粗，一生不济。能有几句，见人胡讲。洪钟无声，满瓶不响。”隔句押韵，句式整齐，易诵易记。吕坤还编写了《好人歌》，共七十余句，内容通俗易懂，每句五字，隔句押韵。如：“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悌。好人知廉耻，好人守礼仪。好人不纵酒，好人不嫖妓。好人不赌钱，好人不尚气。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势。好人不欠粮，好人不侵地。”
李廷机的《鉴略妥注》以五言诗的形式，按时间顺序将上自远古、下至元明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述，全书仅万余字，从《三皇纪》到《明纪》共三十一个部分，各部分内容多少不一。因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赢得了旧时读书人的喜爱，并成为明清时期蒙馆中与《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并列的蒙学读物，又被称之为《五字鉴》。如《三皇纪》：“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皇。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黄。无行生万物，六合运三光。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无为而自化，岁起摄提纲。人皇九兄弟，寿命最延长。各万八千岁，一人兴一邦。分长九州地，发育无边疆。有巢氏以出，食果始为粮。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燧人氏以出，世事相迷茫。钻木始取火，衣食无所妨。结绳记其事，年代难考详。”每句五字，基本上隔句押韵，很有歌行体的风格。
《幼学求源》原名《幼学须知》,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简称《幼学》。一般认为，这本书最初的编著者是明末学者程登吉（字允升），也有人认为是明代景泰年间的进士邱濬。清朝嘉靖年间，学者邹圣脉又作了一些增补并更名为《幼学琼林》，也叫《幼学故事琼林》，遍行天下。民国时期的学者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按内容分类编排，分为三十三类，便于学习和记忆。其内容十分丰富，广泛涉及天文地理、人情世故、婚姻家庭、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鸟兽花木、神话传说等各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知识与词汇，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蒙学百科全书。其采用骈文形式，全文都用对偶句式，有四言、五言、七言、八言、九言等，文字简炼，对仗工整，读起来琅琅上口，易学易懂易记。如《天文》：“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较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虹名螮蝀，乃天地之淫气；月里蟾蜍，是月魄之精光。风欲起而石燕飞，天将雨而商羊舞。旋风名为羊角，闪电号曰雷鞭。”因此，《幼学求源》虽然没有完全采用诗歌形式，但对于学童增长见闻、学习对句和作诗依然帮助极大，因而是我国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读物，在乡塾蒙学教育中影响深远。清代把它与《增广贤文》并列，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传诵不绝。
自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以后，吟诗作赋成为文人士子的必备能力，而作诗尤其讲究声律对仗，因此，学童入学后除须熟读四书五经外，还须学习声律对仗的技巧。唐代之后出现了许多教授学童学习声律对句的启蒙读物。司守谦的《训蒙骈句》也是为学童学习声律对句而编写的一部教材，内容丰富，伦理说教气息较淡薄。全文采用平水韵平声的三十个韵部，按韵部次序编排，每韵三节，每节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如开头第一节：“天转北，日升东。东风淡淡，晓日濛濛。野桥霜正滑，江路雪初融。报国忠臣心秉赤，伤春美女脸消红。孟柯成儒，早藉三迁慈母力；曾参得道，终由一贯圣人功。”词句讲究平仄，隔句押韵，对仗工整，想像力异常丰富。学童熟读这本书，就能为作诗奠定很好的基础。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清代学者又编写了类似读物《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
《蒙养故事》（《龙文鞭影》）是明代万历年间学者萧良有在唐代李翰《蒙求》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蒙学教材，学者夏广文为之作注，后经明末清初时期的学者杨臣诤加以增订，改名《龙文鞭影》。其内容主要来自史书中的人物典故，同时又从古代神话和笔记小说中广泛收集故事，辑录了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孔子、庄子、司马迁、诸葛亮、李白、杜甫、岳飞等人的轶闻趣事。全书包括孟母断机、毛遂自荐、荆轲刺秦、鹬蚌相争、董永卖身、红叶题诗等两千多个典故，使用平水韵平声的全部三十个韵部，按韵编排，采用四言韵语，每句概括一个典故，两两相对，对仗工整，文字简明，易读易记。如开头部分：“粗成四字，诲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重华大孝，武穆精忠。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祷雨，汉祖歌风。秀巡河北，策据江东。太宗怀鹞，桓典乘骢。嘉宾赋雪，圣祖吟虹。邺仙秋水，宣圣春风。”这部书问世后，成为明清时期颇受欢迎的童蒙读物之一。清朝末年，学者李晖吉、徐兰畦二人合撰了《龙文鞭影二集》，取材和体例与杨臣诤増订者相同，篇幅也大体相当。清末和民国时期出版的《龙文鞭影》一般都是将初集、二集合在一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