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907年

　　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唐朝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疆域广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高峰。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还是科技、文化、商业、建筑，唐朝均处于世界前列。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洛阳、扬州、成都都是闻名的商业都市。由于国内南北文化的汇合和国际文化的交流，再加上统治者的重视，唐代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全面繁荣，雕版印刷技术逐渐成熟，文化艺术出现了灿烂辉煌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宦官专权、军阀割据和黄巢大起义导致唐朝衰亡。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唐亡。

　　诗歌创作的高度繁荣使唐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唐代诗歌的作者群非常广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都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这是过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象。唐人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将、举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渔人樵夫、村妇小儿、僧道乞丐、宫女娼妓，大多会诗能吟。孟郊《教坊歌儿》写道：“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中国真正成为“诗的国度”。初唐以后，宫廷文学就逐渐失去了在诗坛上的主导地位，真正有突出成就、对诗歌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其家庭出身大多并不显赫，政治地位也并不高。有的著名诗人如白居易晚年仕宦显达，但他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与其政治地位没有直接关系。总体上看，诗歌创作在唐代社会中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诗人数以千计，作品数以万计，形成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面。由于唐代诗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许多诗人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对社会各方面情况有更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自身的经历也往往更为曲折丰富，因而，唐诗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诗歌的题材与内容来说，咏史怀古、饮酒赋诗、壮丽河山、农家田园、边塞战争、塞外风光、友谊爱情、琴棋书画、音乐舞蹈、参禅礼佛等，都在唐诗中得到具体而生动的反映。唐诗中各种传统诗体兼备，无论古体诗，还是近体诗，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格律诗——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排律进一步成熟并定型，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诗歌教育的黄金时期，诗歌的广泛普及正是诗歌教育兴盛的结果。唐高宗以后，进士科考试逐渐偏重于以诗赋取士；唐玄宗将诗赋定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促进了唐诗的进一步繁荣，也促进了唐代诗歌教育的普及。唐代文学百花齐放，诗歌成就最为显著，名家辈出，流派峰起，作品繁多，异彩纷呈，百花争妍，万紫千红，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词是产生于唐代的又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但它和传统的诗歌有显著区别。词最初孕育于唐代繁华城市中的歌楼妓馆，是歌妓们按照新兴的燕乐演唱的小曲，为了适应乐曲的需要，渐渐形成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制的文学形式。由于当时词是酒宴上的歌曲，以抒情委婉细致见长，而很少表现严肃重大的社会内容。晚唐出现了温庭筠、韦庄这样大量作词的文人。唐代的诗歌教育就植根于这一时期灿烂的诗歌文化之中。

　　“初唐四杰”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文学史习惯称之为“王杨卢骆”。骆宾王生年七岁即能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十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十六岁时，被称为神童而荐于朝廷，拜为朝散郎。四杰以诗文兼长齐名海内，冲破了唐初宫廷诗风的束缚，揭开了唐诗变革的序幕。四杰中成就最高的是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他的名篇，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唐诗中数一数二的名句。杨炯的名作《从军行》以“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表达了投笔从戎的豪情。卢照邻以《长安古意》著称，“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是流传至今的名句。骆宾王以《讨武氏檄》名闻天下，《帝京篇》和《在狱咏蝉》是他的名作。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射洪（今属四川）人，家世豪富，性情豪迈，二十四岁举进士。他顺应时代需要，高唱汉魏风骨，清晰透辟地提出了文学革新的主张。他的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或讽刺现实、感慨时事，或感慨身世、抒发理想，都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充满着积极进取精神。《登幽州台歌》以无限的时空为背景，树立了一个孤傲的自我。陈子昂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为唐诗注入蓬勃的生命力，开启了盛唐诗人，赢得千秋万代的仰慕。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属湖北）人。在盛唐诗人中，孟浩然是年辈较早的一个，其人品和诗风深得时人的赞赏和倾慕，如李白有《赠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田园诗的诗人。他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建德江》、《过故人庄》和五绝《春晓》等，都是流传后世的著名诗篇。

　　王维（700—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是盛唐文化全面高涨时期的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他精通音乐，书法上擅长草、隶各体，绘画才能尤为特出。他曾自负地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其六），而后人甚至推许他为南宗画派之祖。他的文学创作就建立在这样全面的艺术修养之上，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王维九岁就能写诗。十七岁时写出名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于各种诗体无所不长，堪称全才。他的五律如《山居秋暝》、《观猎》、《使至塞上》，五绝如《辋川集》二十首、《鸟鸣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七绝《送元二使安西》为当时的梨园乐工广为传唱，名曲《阳关三叠》的歌词就是这首诗。王维写相思别情的小诗如《相思》（红豆生南国）、《杂诗》其二（君自故乡来）传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情思，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王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田园诗。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创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艺术，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之涣（688—742）字季淩，绛州（今山西新绛）人。今存诗仅六首，均是绝句精品，如《登鹳雀楼》、《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昌龄（690？—756？）字少伯，京兆万年（今属西安市）人。他家境贫寒，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他是盛唐时享有盛誉的一位诗人，和当时著名诗人几乎都有交游，孟浩然、李白、岑参、常建等都存有赠他的诗篇。他的诗以边塞、闺情宫怨和送别三类题材为主，如《出塞》，《从军行七首》其一、其四、其五，《长信秋词》、《闺怨》、《芙蓉楼送辛渐》等均是流芳千古的名篇。王昌龄最擅长七绝，与李白同为七绝成就最高的诗人，他名气很大，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美誉。如《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这首诗被明代诗人王世贞誉为唐人绝句压卷之作（王世贞《艺苑卮言》）。明人胡应麟《诗薮》云：“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秋绝技。”王昌龄的七绝不仅在唐诗发展中有重要地位，而且成为后人的范本。

　　高适（704—765）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整个唐代，大诗人中政治才干最出色、官职也做得最大的就数高适。《旧唐书》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他的诗以古体见长，尤以七古为胜。他的七言歌行气势浑雄，意象鲜明，淋漓酣畅，一泻千里，《燕歌行》是其名作。《别董大二首》其二（千里黄云白日曛）也是历代传诵的名篇。

　　岑参（715—769）是江陵（今属湖北）人，三十岁应举及第，曾两度出塞。他以写边塞诗著称，是盛唐边塞诗的殿军。《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是他的名篇。他的诗歌想象力丰富，善于以绮丽豪放的笔调描写异域奇特风光，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在盛唐边塞诗中独具一格。

　　李白（701—762）字太白，年轻时仗剑任侠，曾遍游大江南北，北登泰山，南至杭州等地，与诸多名人相交，诗名远播，震动朝野。天宝元年秋，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以隆重的礼遇，命李白供奉翰林。因遭宫廷权贵忌恨谗毁，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他离开长安后，结识杜甫、高适等诗人，四处浪游，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入永王李璘幕府，因受李璘牵连被流放夜郎，不久就遇赦放还。762年，李白病死于当涂。李白的诗歌题材丰富，各体兼备，尤工七绝和七言歌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他追求自由，追求理想，一生不以功名显，却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发展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他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偏爱七言歌行，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都是他的名篇。他的《静夜思》大概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游子思乡诗。他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早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赠汪伦》、《登金陵凤凰台》等都是流芳万代的诗篇。李白的诗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以飘逸豪放的风格、蓬勃浪漫的气质成为盛唐气象的杰出代表。作为唐诗的高峰之一，他的诗歌成为后人学习的崇高榜样。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出生于河南巩县。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官僚世家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他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就因诗文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家庭给予了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修养，追求仕途是他的人生轨道。他年轻时曾漫游吴越、齐赵等地，二十四岁时赴洛阳考试未及第。三十三岁时与李白相识。三十五岁后，为了做官奔走于权贵门下。安史之乱爆发后，入蜀避乱谋食，被严武表荐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杜工部”）。因蜀中大乱出川东行，五十九岁客死旅舟。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极大地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杜甫一生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因而，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政治理想的执着始终是其诗歌的主题。他的诗篇广泛深入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被称为“诗史”。他的诗各体兼备，形式多种多样，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诗歌语言千锤百炼，“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的名篇众多，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秋兴八首》、《羌村三首》、《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望岳》、《春望》、《登高》、《春夜喜雨》、《登岳阳楼》、《旅夜抒怀》、《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痛斥祸乱，关心人民，因而随着封建秩序的日益强化被尊为“诗圣”，成为后代众多诗人学习的楷模，是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他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并善于创新，以沉郁顿挫为特征的诗歌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开启了后世众多诗家诗派，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半个世纪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赞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北宋王洙编《杜工部集》，后王琪又重新编定。宋代著名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都对杜甫推崇备至，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诗歌的特点。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论解释杜诗的著作非常丰富，如叶少蕴《石林诗话》、司马温公《续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周紫芝《竹坡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等。后人注释杜集的著作约在百种以上，如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又名《杜少陵集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等。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曾人四门博士、监察御史、国子监博士、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他是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作家，是中唐也是整个唐代开宗立派的大诗人。他是中唐时的文坛诗坛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以他本人为主将形成一个文学集团，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他的诗歌气势逼人，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生涩拗口突兀怪诞；常常把散文、骈赋的句法引进诗歌，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山石》、《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他的名篇。韩愈是唐代、也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他以文为诗，尚险好奇，瑰丽奇崛的风格对宋代诗人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都有很大影响。

　　李贺（790—816）字长吉，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阳），系皇家远宗，因避父名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仕途不顺，二十七岁怏怏而死。他是一个早熟的天才，很早便扬名诗坛，十八岁时以一首《雁门太守行》使大诗人韩愈刮目相看。他的诗篇想象奇异荒诞、语言新颖幽僻、意象色彩斑斓，《南园》、《李凭箜篌引》、《天上谣》、《梦天》等均是其传世名作。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十五岁以明经擢第，元和元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十六岁时写出《代曲江老人百韵》，早年因诗传唱宫中而被宫中人称为“元才子”。（《旧唐书》本传）元稹以诗受知于唐穆宗，被破格迁升至宰相。他是新乐府运动最先的倡导者，与白居易并称“元白”。《行宫》和《上阳白发人》是他的名作。元稹最为人称道的是悼亡诗，对后世诗人影响很大。如《遣悲怀》和《离思》，情深思远、哀婉动人。他和白居易相互唱和的长篇歌行和长篇排律被称为“元和体”（宋元以后称之为“长庆体”），在当时盛行一时。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及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这种诗歌形式对明清时期的诗人有较大影响，清初吴梅村的《圆圆曲》和朱彝尊的《风怀》诗就是竭力学习长庆体的。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白居易是一个神童，据说生下来才七八个月就能识“之”和“无”字，五六岁即识声韵，十六岁以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赢得诗坛美名。德宗贞元十六年中进士，开始了仕宦生涯，曾因越职上书言事而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历地方刺史、河南尹、太子少傅。其诗歌今存近3000首，为唐代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白居易强调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与元稹一起把新乐府的创作推向高潮，《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是他“讽喻诗”的代表，《卖炭翁》《杜陵叟》《买花》《轻肥》《新丰折臂翁》是其中的名篇。这些诗歌文字朴素浅显，对比鲜明，描述尖锐的贫富对立现象和下层百姓的悲惨状况，批评的锋芒横扫整个社会。他的“闲适诗”如《大林寺桃花》、《钱塘湖春行》、《问刘十九》等，语言平易流畅，自然明丽，悠远平和，都是世人传诵的名作。“感伤诗”中的《长恨歌》、《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唐宣宗在《吊白居易》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两首诗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白居易也写了不少小词，如《忆江南》、《花非花》等，也是流传至今的名作。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今属河南），贞元九年（793）进士，积极参与永贞革新。早年曾向著名诗僧皎然和灵澈学诗，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刘禹锡心胸开阔，性格倔强，《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二诗就是证明。他的咏史诗语言精练，意象鲜明，内涵丰富，十分为人称道，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历来被人广泛传诵。长庆、大和年间，他和白居易同为诗坛领袖。白居易极口称赞刘禹锡的诗，称之为诗豪。他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秋词二首》、《望洞庭》都是诗歌史上的名篇。他学习民间歌谣进行诗歌创作，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等，都朴素自然、清新可爱，为唐诗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襄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很快便传遍到长安、洛阳，成为流行的新歌词。同时代的诗人白居易、顾况、李涉均有数量不等的仿作。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与刘禹锡同年中进士，又一起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先贬永州，后贬柳州。柳宗元是杰出的散文作家，留下来的诗歌仅一百多首，但历来评价很高，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歌简洁温丽，含蓄幽远，语言自然朴实，意境空旷孤寂。《江雪》、《渔翁》、《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等都是流传后世的名篇。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进士。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其祖父杜佑是三朝宰相兼著名学者，著有《通典》二百卷。杜牧胸怀大志，常以韬略自负，曾注过《孙子》十三篇。他最擅长七绝，意象高朗明丽，语言俊逸流畅，境界特别宽广，寓有深沉的历史感。如《赤壁》、《题乌江亭》、《过华清宫》、《泊秦淮》、《清明》、《江南春绝句》、《山行》等都是流传至今的名篇。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唐文宗开成二年（837）进士。他少年得志，却长期沉沦下僚。在诗歌史上他与杜牧齐名，并称小李杜；又与温庭筠并称“温李”。他善于学习前人并追求创新，最突出的贡献是进一步扩大了七律的表现力。他的诗善于用典，属对精工，缠绵婉转，含蓄曲折，意象华美，意境朦胧。七律《锦瑟》、《无题》，七绝《夜雨寄北》、《贾生》，五言诗《乐游原》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

　　温庭筠（？—866），字飞卿，太原（今属山西）人，是一个才思敏捷而又精通音律的诗人。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词的创作。他的诗善于捕捉意象，语言清新简洁，画面情景交融，《商山早行》是他的名作。温庭筠是第一个大量写词的文人，现存六十余首词。他的词题材狭窄，偏重风月艳情，语言华丽，色泽明艳，描绘细腻，如《菩萨蛮》十五首等。《更漏子》、《梦江南》是他的名作。他的词对后世文人词的语言、题材、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韦庄（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乾宁元年（894）进士。后为西川节度使王建掌书记，前蜀建国后位至宰相。他是晚唐著名诗人，又是杰出的词人，诗风与其词风颇相近，自然流畅，浅近明丽，意境淡远，如《台城》、《忆昔》、《古别离》是他的名篇。长篇歌行《秦妇吟》是唐代篇幅最长的叙事诗，曾传诵一时。他的词如《思帝乡》、《菩萨蛮》等色彩清淡、结构疏朗、意脉流畅，在花间词人中别树一格，为文人词另开了一个境界。他的词在文学史上与温庭筠齐名，合称“温韦”，《花间集》第一卷即收温、韦两家词，对北宋初的欧阳修、晏殊父子都有影响。

　　唐代社会各个阶层都涌现了大量诗人，写诗诵诗已经成为流行的习俗风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诗人与各种题材、各类风格的诗歌层出不穷，多姿多彩。在女子中产生了上官婉儿、李季兰、薛涛、鱼玄机等才思超群、不让须眉的诗人，以诗留名的女诗人在一百二十人以上。仅《全唐诗》中就保存了几百首女诗人的作品，这说明唐代是中国古代产生女诗人最多的朝代。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继承家学，文学修养很高，诗文都是第一流。宋家五姊妹宋若华、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均善诗文，受到唐德宗李适的赏识，悉留宫中，呼为女学士。唐代女诗人中作品现存最多的只有李冶、薛涛、鱼玄机三人。李冶和鱼玄机都是女道士，薛涛是成都妓女。她们的社会交际非常广泛，常与当时著名文人唱酬。薛涛的诗相传有五百首，南宋时还流传着她的《锦江集》五卷，可惜现在仅存八十九首了。唐代的名妓往往有很高的诗歌修养，她们曾经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晚唐大中年间，越中歌妓盛小丛在浙东观察使李讷为监察御史崔元范送行的酒宴上劝酒时，唱的就是她自创的曲子《突厥三台》：“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日旰山西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这是一首极豪放的边塞词，是女诗人中罕见的作品。晚唐江淮名妓徐月英的《送人》即使列入唐人绝句的佳作之林也毫不愧色。

　　就释道诗人而言，其数量之多殊为惊人。唐代僧侣与道士的诗歌共计4000余首。在唐代还产生了不少僧道诗集，如《五僧诗集》、《十哲僧诗》、《三十四僧诗》、《洞天集》、《神仙隐逸诗》等(见《唐音癸签》卷三十)。唐代诗人中的僧侣就有一百多人，僧人诗约3400余首。著名诗僧有寒山、皎然、灵澈、拾得、贯休、齐己等，其中寒山的诗303首，贯休诗712首，齐己的诗821首。唐代诗人中的道士也很多，如司马承祯、吴筠、范尧佐、杜光庭、吕岩等，他们创作的诗约450多首，其中吕岩的诗就有246首，吴筠的诗119首。

　　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能文能武，曾屡举进士不第。《全唐诗》第七百三十三卷存其诗3首。如《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两首诗都充满着英雄之气，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历来传诵很广。

　　以诗取士的考试制度对促进唐诗的繁荣产生了很大作用。《全唐诗》、《文苑英华》、《唐诗纪事》所记录的御试、省试、州试、府试之类的诗，总计约490余首，而举子平时的习作及行卷之诗的数量则远远超过省试诗。如果再加上反映及第或落第的诗与新科进士的雁塔题诗，与科举考试有关的诗歌数量将更加可观。应试诗大多内容一般，形式呆板。这些诗一般均为五言排律六韵，或写景状物，或咏史怀古，或歌功颂德，如敬括的《省试七月流火》、崔曙的《奉试明堂火珠》、钱起的《湘灵鼓瑟》等。有少数诗冲破了这种格式，如祖咏的《试终南山望余雪》、薛能的五绝《省试夜》，黄滔的七律《御试二首》等。崔曙的《奉试明堂火珠》一诗当时曾被评为为文场第一，其中“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是盛传一时警句。钱起的《湘灵鼓瑟》中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是千古流传的名句。祖咏的《试终南山望余雪》是一首很好的五言绝句。《唐诗纪事》载：“有司试终南山望余雪诗，咏赋云：‘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纳于有司，或诘之，咏曰：‘意尽。”这首诗是省试中独标一格的诗，历来受人称赞。

　　唐代诗歌的繁荣与诗歌教育的繁荣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唐代诗人创作的诗歌数以万计，为唐代学子读诗学诗提供了丰富的教材。在唐代，明经的地位远不如进士，读经常常被读诗代替。《旧唐书·杨绾传》记载，杨绾在给唐肃宗的奏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从这里可以看出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当时学子读书内容的影响，当时一些著名诗人的诗集已经成为士子学习的教材。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诗歌地位的提高，教授诗歌也成为家学和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促进了唐人个性和精神的解放。

　　《毛诗》是唐代“九经”之一，仍然是官学和私学进行诗歌教育的主要内容。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是官方确定的教材。孔颖达（574年—648年）字冲远，我国隋末唐初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唐太宗时入国子监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及国子祭酒等职。为结束诸家对儒家经典注疏不一的局面，唐太宗令孔颖达等经学家撰疏《五经》义训，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完成，奉诏定名《五经正义》。后又经校定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钦定为全国统一教材。《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五书，共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孔颖达的注疏博采诸家学说，《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传，《毛诗》用毛传郑笺，《礼记》用郑玄注，《春秋左传》用杜预注，实际上是对汉魏南北朝以来众说纷纭的解经进行鉴别裁定，进行了一次全面性的总结。《五经正义》以唐初流行语言解释先秦两汉的文字，对意义的解释较前人更为周密，为儒生学习五经提供了一套很好的教材。

　　《昭明文选》在唐代受到高度重视，要学习诗赋文章，就必须阅读《昭明文选》。《昭明文选》中选录诗歌434篇，是诗歌教育的优秀教材。杜甫写给儿子的《宗武生日》一诗中叮嘱他“熟精《文选》理”。《文选》原只有三十卷，唐显庆年间李善为之作注，并扩充为60卷。现在流行的就是李善注本。李善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他注《文选》，谨严翔实、旁征博引，保存了大量资料，为学习历代名家名篇有极大帮助。

　　唐代非常重视蒙学教育。当时的蒙学教材有许多种，如沿用前代的《急就篇》、《开蒙要例》、《千字文》；唐代编写的《兔园册》、《蒙求》、《杂抄》、《太公家教》。其中《太公家教》与《蒙求》影响最大。这些读本大多采用韵语形式，是诗歌教育的初级教材。

　　《兔园册》又称《兔园册府》或《兔园策》,已亡佚。据王应麟《困学纪闻》载，此书系唐代蒋王李恽命僚佐杜嗣先仿效应试科目的策问编成；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却认为是唐朝虞世南所著，“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 皆偶俪之语, 五代时行于民间村塾，以授学童”。该书收集古今典故，以对偶骈体文句分类编纂，是唐代和五代时期盛行的蒙学读本。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兔园策》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新五代史·杂传·刘岳传》载：“《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此书开后世《幼学求源》等蒙学读本之先河。

　　《太公家教》是现存最早的训诫类知识读本之一，出于敦煌遗籍。它既吸取古书上的词句，也吸取流行谚语，其内容大多是讲述忠君孝亲、隐恶扬善、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等为人处世之道，侧重于对学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主要采用四言韵语形式，少数属于杂言。其文字通俗易懂，夹杂着不少俗语，使儿童易读易记。如：“一日为师，终日为父。一日为君,终日为主”、“罗网之鸟，恨不高飞；吞钩之鱼，恨不忍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行善获福,行恶得殃。行来不远，所见不长；学问不广，智慧不长”等。这本书是从中唐到北宋初年最盛行的童蒙课本，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家喻户晓，后渐失传。此书还流传到北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境内，供北方各民族的学童讽诵。

　　李翰的《蒙求》是中唐到北宋最为通行的童蒙课本之一。《蒙求》大概是属对用事读本，选材宽广，整齐押韵，把592个典故编成一篇完整的四言诗，训诫说教意味比较淡薄。正文凡596句，2384字，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我国古代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医药、占卜、民族、战争、动物、植物等诸多方面。全书所讲大多是历史人物故事，由四字句组成，采用主谓结构，两句一组，互为对偶，隔句押韵，如开头八句：“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其中许多成为后来《三字经》、《龙文鞭影》等蒙学读本的取材来源。在古代语文教育史上，《蒙求》是一部与《急就篇》、《千字文》前后辉映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后世注释《蒙求》者很多，大批蒙书都采用《蒙求》的编法和名称，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中唐时期，蒙馆老师也往往指定某位诗人的作品作为教材。《旧唐书·杨绾传》中载杨绾在给唐肃宗的奏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唐诗纪事》卷三八载：“元微之《长庆集序》云：‘予尝于平水市见村校诸童竞习诗，招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余之为微之也。”可见，白居易、元稹的诗就被蒙馆塾师选定为教材。白居易逝世后，刚即位的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诗里称颂他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歌《琵琶篇》。”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诗作流传非常广泛。

　　唐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供学童讽诵的诗歌选本如《文场秀句》等。《文场秀句》本是中唐诗人王起为庄恪太子辑录的诗歌选集。《旧五代史·冯道传》有“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的记述，可见这本书曾被作为科举应试的诗歌范本，供学子讽诵模仿。

　　唐末出现的蒙学诗歌读本是胡曾撰写的《咏史诗》。在文学史上，咏史诗最初本不是为蒙童写的，也不大有人用作启蒙教材。唐代一些诗人咏史的组诗数量颇多，如胡曾的《咏史诗》150首，汪遵的《咏史诗》60首、徐寅的《咏史诗》6首，周昙80首，孙元晏《咏史诗》75首。其中，胡曾的《咏史诗》含150首七言咏史绝句, 概述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故事，语言通俗，明快上口，容易背诵，因而在五代和宋代广泛流传。如《五湖》:“东上高山望五湖，雪涛烟浪起天隅。不知范蠡乘舟后, 更有功臣继踵无?”《汉宫》:“明妃远嫁泣西风，玉筋双垂出汉宫。何事将军封万户, 却令红粉为和戎！”用短诗来传授历史文化知识在当时是十分新颖的做法，对后世蒙书编写多有启迪。

　　蒙学阶段教儿童读诗学诗，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一条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儿童识字后，就要正式读书了。在这个时候，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学习一些比较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兴趣。而在此时采用读诗的方法就容易激发他们读书的兴趣。爱大声讽诵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而诗歌恰恰是最适宜诵读的。由于诗歌音调和谐，注重押韵，本来就富有音乐性，诵读时能产生很大的美感快感。学童在诵读诗歌的过程中，尽管不一定能透彻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却也足以启发他们想象，开拓他们的胸襟，培养他们良好的语感，促进他们求知的愿望。而这正是进一步学习的基础。

　　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进士要考时务策和诗赋。而诗、策、赋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如策要用对偶；赋要限韵；诗要用五言排律，12句6韵，中间8句对仗，全诗要讲平仄。这种严格的格律要求，要求应试的学子必须事先接受各种写作技巧的训练，特别是押韵、平仄、对仗、用典等方面的训练。科举及第后做官，也常常要写这类诗文。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学习诗歌写作是当时诗歌教育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学习写诗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属对在唐代很受重视，学习属对同时具有学习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和逻辑的作用，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唐诗纪事》卷五四记述了诗人之间的属对：

　　李义山谓温（庭筠）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日：“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求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也。宣宗赏焉。又药名“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

　　唐代学习诗歌写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诗、命题作诗和多人联句等方式。自由作诗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题作诗是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会和官场聚会中也常常要作命题诗。这种命题作诗带有评比性质，对诗歌写作的普及也起到了很大影响。联句是诗歌写作中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朋友聚会时往往用联句形式来纪事、咏物、送行、赠人、寄人、怀人等，题材相当广泛。联句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而以五言为最多。联句是多人合作写诗，也有比试才情的意思，对于学习诗歌有很大激励作用。

　　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唐代学者编写了许多为写作提供材料和范例的参考书籍。这些书籍的内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为写作提供材料；二是为写作提供范例。如徐坚等人编纂的《初学记》是唐玄宗时的官修类书，全书共30卷，分23部，313个子目。每子目先“叙事”、次“事对”，最后是诗文。“事对”下有注释，介绍典故的原文和出处。

　　唐代许多诗人在十岁前后就能写出令人惊叹的诗篇，如骆宾王七岁时写成《咏鹅》诗，至今仍是对幼儿进行诗歌启蒙的首选篇目之一。王勃六岁作诗英迈超人，被誉为神童。女诗人李冶六岁时作《蔷薇诗》，令其父惊叹。薛涛八岁时作《吟梧桐诗》诗。王维十七岁时就写出成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白居易十六岁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名震长安。《全唐诗》卷799载，南海一七岁女子被“武后召见，令赋送兄诗，应声而就”《送兄》一诗：“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飞。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不可否认，这些诗人有很高的文学天赋，但如果没有较早接受诗歌教育，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一个家庭教育方面的奇迹。隰城丞薛元暧的妻子林氏博通五经，能诗善文，名噪一时。《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九录其诗一首《送男左贬诗（一作送男彦辅左贬）》。她年轻守寡后，亲自教育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侄据、摠、播，其子侄七人先后考中进士。《旧唐书·薛播传》载：“初，播伯父元暧终于隰城丞，其妻济南林氏，丹阳太守洋之妹，有母仪令德，博涉《五经》，善属文，所为篇章，时人多讽咏之。元暧卒后，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播兄据、摠并早孤幼，悉为林氏所训导，以至成立，咸致文学之名。开元、天宝中二十年间，彦辅、据等七人并举进士，连中科名，衣冠荣之”。《新唐书·薛播传》亦载：“播早孤，伯母林通经史，善属文，躬授经诸子及播兄弟，故开元、天宝间，播兄弟七人皆擢进士第，为衣冠光韪。”唐代进士科非常难考，录取率不足3%；而林氏所训导的子侄七人全被录取，的确了不起。在唐代科举史上，即使由男子所训导的家族诸子侄也极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林氏实在了不起，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这样的女教育家在唐代并非仅此一例。元稹之母郑夫人、李绅之母卢氏也都是这样。

　　《旧唐书·元稹传》载：“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稹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新唐书·元稹传》载：“稹幼孤，母郑贤而文，亲授书传。九岁工属文，十五擢明经，判入等，补校书郎。”

　　《旧唐书·李绅传》载：“绅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绅形状眇小而精悍，能为歌诗。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新唐书·李绅传》载：“绅六岁而孤，哀等成人。母卢，躬授之学。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

　　元稹、李绅二人均早慧且成为唐代著名诗人，她们的母亲功不可没。在唐代，这样的奇女子还有许多，可惜的是她们的事迹史书多不传。

　　唐代民歌也极为繁荣，尤其江南地区民歌依然盛行。《全唐诗》汇集的民歌共二十卷（第10—29卷），唐代民间诗歌教育之盛可见一斑。民歌的繁荣也给唐诗带来很大影响，如皎然、灵澈等人生活在民歌兴盛的吴地，他们曾汲取民歌率直自然、活泼朴素的特色来写诗。刘禹锡多次被贬官到南方，他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民谣进行诗歌创作，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等就是他完全仿照民歌创作的诗篇。

　　诗歌在唐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极其广泛，连当时寺院宣讲佛经的“讲经文”也多采用韵文形式。讲经文在讲说时大量采用赋体的形式铺陈描写虚幻世界，在咏唱时多用七言歌行和五言诗体，使讲经过程富有艺术感染力，而为僧俗民众喜闻乐见。还有一种篇幅较为短小的“押座文”，它是在正式讲经之前所唱诵的叙述经文大意的七言韵文，其性质与后来话本的“入话”、弹词的“开篇”相似。因此，押座文可以看作是七言叙事诗。“讲经文”和“押座文”都具有劝善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与传统道德是一致的。

　　唐代“变文”是民间流行的一种与“讲经文”类似的韵文体曲艺作品，其文辞韵散相杂；唱词有七言体，有六言体，还有三、三、七句式的。其内容或演唱佛经故事，或演唱历史故事，或演唱民间传说，或演唱当时重大事件。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伍子胥变文》、《王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张义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等。而历史故事多带有传说色彩，民间传说常涉及历史人物，二者往往相互渗透。这些作品往往宣扬忠孝观念，赞美英雄人物，惩恶扬善，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在当时受到普遍欢迎。目连救母的变文在唐代流传甚广，相传张祜曾戏称白居易《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二句是“目连变”(《本事诗》)。从“变文”的影响和作用来看，它也是民间诗歌教育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讲经文”和“变文”具有的韵散相间、有说有唱的形制，对后来的说唱文学、戏曲文学和各类小说的影响极为深远。后世话本小说中常常夹杂许多诗词的现象、古典长篇小说往往夹杂许多诗词歌赋的特点，都与“讲经文”、“押座文”和“变文”的影响密切相关。追本溯源，可以发现，诗歌对其它文学形式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唐代的诗歌教育还波及周边邻国。唐诗在日本广泛流传，白居易的诗尤其受到日本人喜爱。唐都长安是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日本、新罗等国家纷纷派遣留学生来长安学习，一些留学生也成为写诗能手。如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侣，汉名晁衡，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李白曾因听到他渡海回国而遇难的传闻而深情写下《哭晁卿衡》一诗。新罗留学生崔致远12岁入唐求学，18岁考中进士，曾写下大量诗文，其文集《桂苑笔耕》流传至今。中日诗人歌吟两国友好的诗篇至今尚存120多首，中朝诗人歌咏两国友谊的诗篇至今尚存70余首。唐文化以儒学为核心，经留学生的学习和传播，儒学在日本的影响也相当大。如日本在大学寮设明经科，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教授课本。

　　宋元明清时期的诗人，绝大多数都曾受到过唐诗的影响。如北宋初的“西昆派”专学李商隐；北宋后期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派”则把杜甫奉为祖师。南宋后期诗人争学晚唐五言律诗，而北方的金元诗人都学中晚唐七言律诗。明代中叶兴起的复古运动甚至以“诗必盛唐”相号召，前后七子都标榜盛唐诗法，以此为学诗的最高境界。可见唐诗的影响是多么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