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中国词人多矣，而写羁旅行役相思之苦的高手当属柳永。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第一次知道柳永是在1980年的春末，那时我正为自己的功名前途在高考搏杀中焦头烂额。可就在一大堆公式名词间隙，不经意间看到了邻桌同学不知从那儿弄来的“文革”前的高中语文课本，柳永的《雨霖铃》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夕阳下，我坐在校园外金灿灿的麦田里，嗅着成熟的清香，默默把这首词印在了枯燥而又膨胀的大脑。现在想来可笑，不知道自己一个-贫寒的学子竟有如此浪漫的闲情逸致。
少年不识愁滋味，记住了柳永，却并未走进词人的内心。之后二十多年的人生沉浮，当青春的一腔豪情渐渐化作点点无奈时，对柳词也由感性喜欢渐渐变成了理性的感喟。柳永风尘仆仆的脚步渐渐敲击着我的耳膜。
面对柳永，我常想：他究竟算不算一个成功者？如果说他是成功者，可他一生颠沛流离困苦潦倒。如果说他是失败者，可他生前身后却又声名显赫。如果用“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这个惯有定式来推理，柳永的所作所为似乎又不太合格。于是我翻阅了许多史料，研读了他许多作品，终于得出一个矛盾结论：柳永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
词，成全了柳永，也害苦了柳永。因为词，，他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布衣书生竟让高高在上的皇帝记住了姓名。也因为词，导致了他与宋仁宗赵桢之间一场不对称的恩怨纠葛，招致了许多文人士大夫的排斥和鄙视。
我们常把一个人的成功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其实天时地利都有极大的偶然性，人和是首当其冲的硬件。柳永的人生遭际就说明了这一点。
柳永，原名三变，做过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在家排行老七，又称柳七，生活在十一世纪前期。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秦观等等，个个耀目，人人生辉。而柳永又是群星中极具魅力的一个，也是最潦倒的一个。
不能说柳永生不逢时，比起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柳永没有卷入朋党权争的政治旋涡；比起后来的李清照、辛弃疾，他没有家破国亡的忧患。北宋前期，内忧外患还凸现，自上而下享乐风气弥漫，从皇帝到普通文人都以填词作曲为能事。柳永从福建老家风尘仆仆来到京都汴梁，本为科举功名，可面对歌舞升平的万般气象，颇有作词天赋的柳永也自然而然地卷进了这股潮流。勾栏瓦肆，吟和酬唱，频频出彩，柳永很快就名噪京师。“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皇帝犹且如此，那些乐工歌伎们更是趋之若骛，每得新曲，，必请柳永填词后再唱。
风光八面，如鱼得水，潮流簇拥着柳永，柳永又领导着潮流。之前的词多为小令，是文人士大夫花前樽间的消遣雅趣，而柳永把词从皇室豪宅的象牙塔一步步引向市井里巷，运用民间俗言俚语，委婉通俗，音调优美，开创了慢词这种新形式，使词由无病呻吟的涓涓细流，哗啦啦流淌起了平民百姓的厚重气息，尽管受到了不少文人士大夫的轻视，可还是出现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
得意忘形，乐极生悲，正当柳永在瓦肆歌馆忘情驰骋之时，科举失意的阴云陡然大雨浇头，年轻气盛的柳永哪肯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于是挥笔写下了《鹤冲天》来纡解忧郁安慰自心：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字里行间无不透漏着书生幼稚的狂傲：本来我是要独占鳌头的，这么清明的时代竟把我这个宪材给漏忘掉了，虽然没有考中，可我这个才子词人，也是没有穿官袍的卿相；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我就只好把这身外浮名放下，去烟柳花巷与美酒靓女寻欢作伴。
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一向热中功名的柳永不过是意气用事、小资情调，可宋仁宗赵桢却较上了真儿。再次科考时，柳永虽榜上有名，，宋仁宗却皱起眉头，气冲冲地说：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一句话断了柳永的前程。无奈的柳永只好打着“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招牌，专职写词谋生去了，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自由撰稿人。
宋仁宗也真没雅量，自己天天锦衣玉食美女如云，却不能容忍一个穷酸文人的几句牢骚话。这一下，使正在功名路上热情奔跑的柳永面前，骤然阻挡起了绝望的堤坝，那湍急的才情洪流便在市井坊间婉约词派旖旎迷人的千年风景，铸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填词作曲的盛风使柳永赶上了天时，京都瓦肆歌馆的繁华使柳永赶上了地利，惟有人和，虽然他的词作受到了大众的喜欢，可那毕竟是少数人专制多数人的时代，况且他惹恼的是皇帝老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