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怎样成了小说家
■地点：香港公开大学
■演讲人：莫言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演讲人小传：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县。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十一部， 《透明的红萝卜》、 《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多种语言，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奖，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主持人语：
中国作家莫言折桂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这一奖项被认为是国际文坛对莫言本人和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认可。莫言获奖后发布微博：“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人心，也看到了我自己。”本文根据莫言被香港公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后的演讲整理而成，旨在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莫言的成长、写作经历，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莫言。
我看到“莫言博士”这几个字，心里就忐忑不安，我怎么会变成博士呢？
四十年前我从叔叔那里偷过一支博士牌钢笔，还被父亲痛骂一顿。“你还会用钢笔？铅笔都用不好。”谁知道过了四十年，博士这两个字竟然跟我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全场笑）
几个月前，得到香港公开大学要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消息，我就立刻向父亲报告了。我说：“还记得当年您骂我吗？我偷了我叔叔的钢笔，您不是还笑话我吗？”他说：“有这事吗？”然后，他又问我：“博士大还是县长大？”我说：“这个很难比较，差不多吧，相当于副县长。”他就很高兴地说：“这个干部已经做得很大了。”总之，公开大学授予我这个学位，让我惶恐之至。其实感觉是浪得虚名，受之有愧。
一般来说，博士要精通三门以上的语言，要著作等身，学贯中西，我就是会写两篇小说而已。中文都说得不流利，英文呢，学了“厕所”这个单词，现在也忘记了。所以我是没有语言财富的，起码我是没有语言天分的，在学外语方面。
既然把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了我，我自然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以后会经常把这个头衔在我的书上印出来。我也会把这一次接受学位时拍的照片，挂在我们家的墙壁上。让我父亲看看这个相当于副县级的职位，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全场笑）
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小时候的志向就是怎样填饱肚子
刚才校长阁下说，莫言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作家。这对我绝对是一个夸奖，我从来没有远大志向。我的志向、我的野心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膨胀的。
小的时候，我的志向和小动物相同。我出生的年代是上个世纪50年代，童年正遇上中国内地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候，吃饭、穿衣都非常成问题。有很多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天一睁眼想到的就是怎样搞到一点东西吃，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至于穿衣，更无所谓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在十岁以前，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没有那么多衣服。如果到了夏天，你到我们村庄去，会看见那些小孩都是光着屁股的。并不是我们喜欢裸体，而是确实没有衣服穿。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在这种状况下说一个人有什么远大志向，那绝对是夸张。人都是物质环境的产物，只有在吃得很饱、穿得很暖、住得很舒适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才会有关于文学、关于艺术的追求和要求。
除去个别的天才以外，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孩子，都没有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联想。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怎么样能吃上一顿饱饭，怎么样能够进入城市，怎么样可以脱离农村。这种愿望实际上是那时候很多年轻人的最高理想。
邻居告诉我，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
■作家梦源于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
没有远大志向，怎么又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呢？这也跟我居住的村庄的邻居有关系。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的邻居里有一个大学毕业生。1957年，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这个大学生邻居，在学校里被划成了右派，当然现在叫错划成右派。
大学生跟我们一起劳动，他是中文系的，后来也做过中学语文教员，对文学比较了解。他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向我们灌输一些有关文学的话题。
他说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我们当时认为，只有神仙才有可能一天吃三顿饺子。因为我们一年也吃不上一顿饺子。只有在好年景的时候，除夕夜里能吃一顿饺子。而且那饺子还是两种皮的，一种是黑皮黑面的，一种是白皮白面的。这个作家竟然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写出一本小说来，可不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他说：“当然可以！”（全场笑）所以说，我最初关于文学、关于当作家的梦想就是从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的。
那时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时候的文学，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戏剧只有八个样板戏，小说也就那么十几部，作家也只有那么一个。即使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被称作红色经典的小说，在“文革”期间也被禁止了。小说已经变成了政治的一种宣传品。我们能读到的，也就是当时流行的“三突出”。
那个时候让我产生文学梦想，实行起来也非常困难，搞一支笔、几张纸都不容易。但我还是在1973年的时候，拿起笔来想尝试写一篇小说。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
当时，我不知道人坐着气球不可以飘过来。能够坐着气球飘过来的是台湾的传单。我们那个地方离青岛比较近。到了春天，一旦刮东南风的时候，会有从台湾飘来的气球带着宣传品在我们的头上降落。我们捡起来看，看到台湾的楼很漂亮，人穿得也很漂亮。当时如果有谁藏了这些传单不上交的话，就可能要吃很大的苦头。但是通过这些飘过来的东西让我们也知道，台湾人生活得不像我们宣传的那么差。当然在刮西北风的时候，我们的气球也往台湾飘，也把大陆最漂亮的东西给他们看。总而言之，我是在社会的经济如此贫困、社会的政治环境如此压抑的情况下出生长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产生的文学梦想离真正的文学理解相距甚远。
《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些书我是通过帮人家干活、用东西交换等方式得到的。
■看了书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文学概念
我那时理解的小说，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小说是不一样的。后来我把从村里借来的一些书看了以后，也有了一些关于真正文学的概念。
村庄里总还是有那么十几部书。比如我们村庄里就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些古典章回体小说。这些小说我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换来的，有时候是帮人家干活，有时是用别的东西交换。
把村里这十几本书看完以后，我以为自己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当兵以后，我进了一个县里的图书馆，才发现原来如此多的书我还没有读过。那还只是一个县的图书馆，如果进了北京的一个大图书馆，更会觉得自己把一辈子时间都用来读书，也是读不完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愿意说话的孩子，在农村被叫做“炮孩子”。因为我特别喜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过很多麻烦。
■用莫言这个笔名是要告诫自己少说话
当然，刚才校长阁下也说，我是一个敢于讲实话的作家，这一点我确实是同意的。如果因为我说实话，授予我荣誉博士的话，我倒认为当之无愧。
因为我想我们生活的环境，实际上是在一种双重话语里面。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二三十年之间，中国人都有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在外面的时候，对着社会讲的，这都是假话、套话，都是豪言壮语，都是口号；另外一套就是在家里面讲的，父母教育子女的时候讲的，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对话。当然有时候到了十分极端的时候，夫妻之间也不敢说真话。因为刚刚说了真话，第二天就被老婆告了。儿子跟父亲之间也不敢讲真话了，搞不好父亲刚讲的真话马上被儿子出卖了。
村里开批斗大会的时候，我的父亲也都慷慨激昂，用非常原始的诅咒的方式来进行革命。我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儿童，也深切地感觉到，大人们都是戴着一副面具的。而小孩如果在外面敢于说真话，回家马上就会受到惩罚。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愿意说话的孩子，十分饶舌，在农村被叫做“炮孩子”。这个小孩说话特别无边无垠，特别喜欢传话，特别喜欢对着人说话。后来我写了一部小说叫做《四十一炮》，里面那个“炮孩子”就有我的影子。
因为我特别喜欢说话，也因为我特别喜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过很多麻烦。我看过台湾飘过来的传单，当村里人说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我说：“他们的楼特别好看。”这话可不得了，他们马上把我的父亲叫到大队的办公室，跟我父亲讲，你儿子今天都讲了什么了？当然我父亲回去之后马上就收拾我。
因为我喜欢说话，乱说话，确实让我的父母非常恼怒。他们经常会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说那么多话？难道别人还会把你当成哑巴卖掉吗？如果再乱说，就找一根麻绳子把你的嘴巴缝起来。”后来我的姐姐也反对我，她说即使是用麻绳把他的嘴缝起来，从缝隙里也会漏出话来。
于是，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使用了一个笔名叫做莫言。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特别是在一些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
我认为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