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诗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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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的简介:

  刘禹锡,字梦得,汉族,唐朝彭城人(今江苏徐州),曾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并称“刘柳”。晚年住在洛阳,与白居易唱和较多,时称“刘白”。贞元九年,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词科,从事淮南幕府,入为监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叔文败,坐贬朗州刺史。在贬官期间,在扬州碰到白居易,白居易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答谢白居易,再道贬朗州司马。落魄不自聊,吐词多讽托幽远。蛮俗好巫,尝依骚人之旨。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武陵溪洞间悉歌之。居十年,召还。将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观看花诗涉讥忿,执政不悦,复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为言,改连州,徙夔、和二州。久之,征入为主客郎中。又以作重游玄都观诗,出分司东都。度仍荐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刺苏州,徙汝、同二州,迁太子宾客分司。禹锡素善诗,晚节尤精。不幸坐废,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尝叙其诗曰:与白居易唱和,世称他们“刘白”。白居易称之为“诗豪”。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其为名流推重如此。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二,赠户部尚书。诗集十八卷,今编为十二卷。

  关于刘禹锡的祖籍,多有争议,有说是洛阳人,有说是彭城(今徐州)人,有说是定州人以及中山无极人。据查有关史料,刘禹锡为匈奴后裔,其七世祖刘亮仕于北魏,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东迁嘉兴,刘禹锡出生于此地,因此刘禹锡“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关于说其“彭城人”,经查此说,出自白居易、权德舆等人之口。那不过是随顺当时“姓卯金者咸彭城”(《史通·邑里》)的习俗罢了。因此“刘禹锡彭城人”说法是不确切的。

  说刘禹锡是定州人、中山人以及中山无极人,还得从他七世祖刘亮说起。周汉时期,定州、无极是冀州的属地,无极同时也是定州的属地。刘亮曾任冀州刺史、散骑常侍等职,后北魏迁都洛阳,刘亮全家也随之迁至洛阳。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书禹锡本传,称为彭城人,盖举郡望,实则中山无极人,是编亦名中山集,盖以是也。”此外清《畿辅通志》及《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和《中国历史名人辞典》等也都有刊载。经过反复查证和咨询有关专家,刘禹锡祖籍确认为无极,是有据可依的。

  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①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董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③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 刘禹锡的生平事迹,见于新、旧《唐书》本传,唐韦绚编《刘宾客嘉话录》(一称《刘公嘉话录》),记录了刘禹锡晚年有关创作、学问等方面的谈话,颇具资料价值。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陋室铭》被选中人教版八年级上册23课《短文两篇》的第一篇。

刘禹锡的诗风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确实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这种“感慨”不仅增加了其诗耐人涵咏的韵味,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其诗的深度和力度。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那么,皎然、灵澈的诗歌主张是怎样的呢?皎然有《诗式》论诗,特别注意两方面,一是主张苦思锻炼,要求诗人在对词句加以精心锤炼之后复归自然,他认为这种自然才是诗的极致;二是极重视诗歌意蕴深远而气韵朗畅高扬的境界,认为“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而这“境”即意境来自创作主体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书冬夜》),即诗人主观心境与审美观念乃是最重要的。灵澈没有诗论传世,但据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说,他“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故语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又说他常“拂方袍,坐轻舟,溯沿镜中,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然”,可见灵澈也重视在主体的静默观照中赢得意境的空灵深邃,而且语言也是追求自然的。这些见解一方面受到大历、贞元诗风影响,讲究字词锤炼,不露痕迹,一方面则来源于佛教重视“心”即主观体验感受的思想。刘禹锡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

  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定,是排除杂念的观照,慧,是一种灵感的获得。这样写出来的诗,便能容纳更丰富的内涵,有着更深的意境。因此,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刘禹锡的山水诗,也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

  特点:诗善使事运典,托物寓意,抒写情怀,多有名篇传世。文章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节操,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