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陈桥兵变，定都开封，建立了宋王朝， 史称北宋。 此后20年间， 北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 北宋王朝汲取了唐朝后期擅政、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不断削弱地方权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 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皇帝都对军事将领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北宋对内偃武修文，大力抑制武臣，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在军事上无所作为，屡屡屈服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宋代是对外关系最软弱的时期，所谓“唐乌龟、宋鼻涕”一说，可见宋之软弱。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开封，北宋灭亡。
北宋时期的诗歌教育
北宋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城市和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市民文化的兴盛。戏曲、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种趋势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是市井文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都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关系密切。北宋词的境界进一步得到扩展，从题材到形制，从作家到作品，词的创作达到巅峰状态，成为与唐诗并称的奇葩。
北宋帝王崇儒好学，多具有较深厚的文化修养，爱好文学，多能诗词，愈往后愈甚。宋太祖赵匡胤在未发迹时就曾吟咏过一些表现宏大志向的诗篇。宋太宗时，姚铉以一首《赏花钓鱼侍宴应制》赢得太宗的激赏，为时人羡慕。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很有名气。由于道统文学观的兴起和理学的逐渐形成，诗歌也被视为传道的工具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宋代文人真正最重视的、也最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的文学体裁，仍然是诗歌。傅璇琮领衔主编的《全宋诗》收录两宋9000余位诗人的作品二十余万首。唐代诗人对宋代诗人影响很大，最突出的是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等人。北宋著名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都对杜甫推崇备至，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特点。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歌都不同程度受到韩愈诗风的影响。北宋诗人在诗歌的语言技巧方面尤有显著的创新与发展，他们比唐人更多地运用日常口语及散文句法，使得诗歌的意象自然亲切、意脉流动顺畅，意境平常冲淡；又将生僻语词、典故及特异句式引入诗中，使得作诗成为诗人比赛学问和机智的工具，诗歌变得更精致、更含蓄。
词至两宋达到顶峰，在意境、形式、技巧等方面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圭璋编纂的宋词总集《全宋词》（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版）收录两宋词人1400余家，词21000余首。在传统上，词最初是唐代歌妓在酒宴上演唱的歌曲，与乐歌有密切联系，以抒情委婉细致见长，抒情性与音乐性要比诗歌讲究。晚唐五代的花间词有浓郁的宫体气息，题材大抵是男女艳情、离愁别恨，语言精心雕琢，艳丽精美。受其影响，宋词的正宗依然是吟风弄月、儿女情长。诗庄词媚，诗大词小，重诗轻词，是北宋文人的基本观念。北宋初期，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据说宋太宗“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续湘山野录》）。不过词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提高，它仍然只是文人在樽前花间一觞一咏之际的娱乐性创作。北宋庆历以后，词的创作在内容、技巧、体制各方面都出现了飞跃发展，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词人，其中晏殊、晏几道、张先、欧阳修、柳永尤为出色，而苏轼的成就尤其卓越。宋仁宗“颇好”柳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陈师道《后山诗话》）。虽然词在宋代许多文人眼中依然不如诗那样崇高庄严，但它已经赢得了与诗并驾齐驱的文学地位。北宋词人，从柳永、二晏、周邦彦、姜夔到吴文英等，恪守词的传统，使词的形制更丰富、语言更精炼、意境更深婉、风格更细腻，音律更精美，保持了词家本色。苏轼则异军突起，以其雄大才气开创了词的新境界。他打破了词的题材限制，把“诗言志”的传统引入词中，而且把散文句式用在词里，使词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技巧更多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人词的面目。
著名的开国君主赵匡胤卓著的建树在于政治和军事方面，诗文并非其所长。但他流传下来的两首诗《咏初日》、《咏月》却历来为后人所瞩目。《咏初日》是一首绝句，有据陈岩肖《庚溪诗话》记载：“上微时，客有咏《初日》诗者，语工而意浅陋，上所不喜。其人请上咏之，即应声曰：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咏月》一诗仅存残句“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关于这首诗，还有一段佳话。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王师围金陵，唐使徐铉来朝，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围，谓太祖不文，盛称其主博学多艺，有圣人之能。使诵其诗。曰，《秋月》之篇，天下传诵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语尔，我不道也！铉内不服，谓大言无实，可穷也。遂以请。殿上惊惧相目。太祖曰：‘吾微时自秦中归，道华山下，醉卧田间，觉而月出，有句曰：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铉大惊，殿上称寿。”这两首诗都是赵匡胤未发迹时所作，气势磅礴，出语惊人，显示了他年轻时的宏伟抱负和远大志向。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中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两岁时其父病故，贫无依靠，随母改嫁，倍受歧视。虽家境贫寒，但他胸怀远大，刻苦自律，每日画粥断齑，笃学不辍。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镇守延州时威震西夏，后官至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的诗歌坚持风雅传统，有多议论的散文化倾向，以《四民歌》为代表。散文《岳阳楼记》是历来传诵的名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千古名句。其词仅存五首，但突破了唐末五代词的绮靡风气，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开辟了宋词崭新的审美境界，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苏幕遮》、《渔家傲》是他的名作。《渔家傲》一词意境阔大，沉郁苍凉，成为后来豪放词的滥觞。他的诗文对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影响深远。
晏殊（991—1055）字同叔，临川（今属江西）人，七岁就能写作诗文，十四岁以神童应召入试，赐同进士出身，后官至宰相。他善于选拔人才，当时知名文士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俱出其门。他诗、文、词兼擅，在北宋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宋史·晏殊传》载其“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晚岁笃学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其诗文大都散佚。他在词的创作上有较大成就。由于一生显贵，其词作主要反映富贵闲适的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产生的感触和闲愁，笔调闲婉，理致深蕴，音律谐适，词语雅丽。他的词题材狭窄，基本上没有超出晚唐以来文人词的范围。今存《珠玉词》130多首，其中伤春感时的作品最能代表他的特色，如《浣溪沙》二首。“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他词中的名句。在封建士人中，其人生境遇算得上志满意得，因而他的词感情柔弱，常常渗透着自我满足的心态和雍容闲雅的气质，表现出一种富贵气象。他的词语言技巧很高，风格清丽疏淡，细腻精致，进一步把宋词推向文人化、典雅化。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天圣八年进士。他与晏殊交情很深，词作的题材也与晏殊相似。他生性浪漫，写男女之情更多些。他的词清新明丽，语言流畅精巧。由于他善于写“影”，如《青门引》中“隔墙送过秋千影”、《木兰花》中“无数杨花过无影”、《天仙子》中“云破月来花弄影”等，被誉为“张三影”。在宋代词人中，张先较早较多地写作长调和慢词，为宋词的发展开启了一条新路。
柳永（约987—约1053），原名三变，字耆卿，别号柳七，是北宋专力写词第一人。出身官宦之家，为人放荡不羁，留连于秦楼楚馆。早年屡试不第，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始登进士第。柳永精通音律，借鉴民间的俗曲，大量创制慢词，在词的体制、内容、风格诸方面均有所突破。其词打破了长期以来文人词以小令为主的传统，自制长调慢词，开一代风气，奠定了宋词昌盛的基础。他对词的题材有较大拓展，部分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北宋中期都市的繁华富庶和民情风俗，其羁旅行役和男女恋情之词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落魄士子和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如《望海潮》（东南形胜）、《雨霖铃》（寒蝉凄切）、《凤栖梧》（伫倚危楼）等是他的名篇。他的词以铺叙见长，语言通俗而不失雅趣，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陈师道《后山诗话》中说“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宋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记述西夏归朝官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而《高丽史·乐志》里也多记载柳词。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望海潮》一词流播金国，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顿起渡江南侵的念头。这都可见他的词在当时流传之广与影响之大。其雅词对苏轼、周邦彦影响较大，而俗词则远接以敦煌词为核心的民间词传统，下开金元俗曲之先声。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吉水（今属江西）人，出身于低级官吏家庭。四岁失怙，在其母郑氏训育下成才。《宋史·欧阳修传》载：“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天圣八年（1030年）举进士。文学上，他与梅尧臣、苏舜钦等人声气相通，提倡文学变革。政治上，他积极参与“庆历新政”，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是北宋文学领袖，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集团在诗文创作上确立了宋代文学的基本风格。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他大力举荐人才，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文学家（如王安石、三苏、曾巩等）都曾得到他的提携。他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在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方面都有突出成就。著名诗篇有《戏答元珍》、《别滁》等，散文名作有《醉翁亭记》、《秋声赋》等。他在词的创作上也有所革新，注重用词抒发自我人生感受，这种创作方式对苏轼有直接的影响。在宋代词史上，欧阳修是主动向民歌学习的第一人。他的词仍以吟咏男女恋情为多，承袭晚唐以来明丽柔婉的风格，以典雅细腻为主要特色，语言风格多样，或精美，或朴素，或俚俗，与他的诗文显然不同。《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踏莎行》（候馆梅残）是他词作中的名篇。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人，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神宗熙宁年间主持变法，几起几落。在诗歌领域，他广泛学习唐代诗人，尤其非常推崇杜甫，曾编辑《老杜诗后集》和《唐百家诗选》。杜甫在宋代逐渐受到高度重视，是以他为起点的。他的诗歌十分讲究语言锤炼，并善于不留痕迹地化用前人的诗句和意象，形成了以语言精炼圆熟、意境清丽含蓄为主的风格，如《泊船瓜洲》、《书湖阴先生壁》等。他对后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影响很大，他们以才学为诗的偏向，也与王安石大有关系。王安石的词仅存29首，颇具开创性，《桂枝香·金陵怀古》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宋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曾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他一生坎坷，屡遭贬抑，曾因“乌台诗案”被人构陷入狱。苏轼为人正直，胸怀旷达，多才多艺，才华横溢，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均有杰出成就。他的诗、词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其文汪洋恣肆，自由挥洒，明白畅达，结构谨严，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石钟山记》、《放鹤亭记》、《赤壁赋》、《后赤壁赋》是历来传诵的名篇。其诗广泛汲取前人之长，又能多方面开拓创新；题材广阔，几乎无所不包；各体兼备，尤擅七言古体和律绝；内容富有哲理，耐人寻味；语言清新自然，风格多变；其新颖独特的感受、巧妙妥帖的比喻、出人意外的联想令人赞叹。《游金山寺》、《和子由渑池怀旧》、《惠崇春江晚景》、《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都是他的名作。其词开豪放一派，题材广泛，气势雄浑，慷慨豪迈，高逸旷达，摆脱了绮艳柔靡的风尚。《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是流芳千古的名作。他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新的文坛领袖，也同样注意发现和提携文学新人。北宋后期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大都出于苏轼门下。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均出其门下，被称为“苏门四学士”。陈师道、韩驹等也深受其影响。这些苏门人物成为北宋后期文学领域的主要力量。
在苏门人物中，黄庭坚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英宗治平年间中进士，曾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因出于苏轼门下，多次受到排挤。他的父亲黄庶是学习杜甫诗风的诗人，舅父李常是藏书家兼诗人，他的两位岳父也都是诗人，这种生活环境造就了他很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素养。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北宋诗坛上一位开宗立派、影响深远的诗人，与苏轼并称“苏黄”。他宣扬“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一直苦心研诗，对杜甫尤为推崇。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诗法”，使得许多诗人欣然相从。他主张“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善用典故古语而追求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他的诗在语言上刻意求新求异，多用奇字拗句，形成生新瘦硬的风格，给宋诗带来了一种新的变化。《寄黄几复》《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之一（投荒万死鬓毛斑）、《题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二首》之一（凌云一笑见桃花）等是他的名作。黄庭坚的词也写得颇出色，现存词一百八十余首，《清平乐》（春归何处）是其名作。当时有很多诗人追随黄庭坚或受到他的影响，如陈师道、韩驹、洪朋、谢逸等，一时在诗坛上造成相当大的声势，被称为“江西诗派”。
在苏门文士中，秦观是最为出色的词人。秦观（1049—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高邮（今属江苏）人。元丰八年（1086年）进士，因与苏轼的关系被一贬再贬。他工诗善词，诗风与词风相近。词多写男女情爱，也颇有感伤身世之作，风格委婉含蓄，清丽雅淡。他性格柔弱，情感细致，“愁”是他的词中最常见的主题，如《千秋岁》（水边沙外）、《踏莎行》（雾失楼台）等，意境凄婉悲苦。其描写男女恋情的词往往真挚动人，如《鹊桥仙》（纤云弄巧）、《满庭芳》（山抹微云）等。少数词作如《望海潮·广陵怀古》也有豪放之气。他特别善于化用典故和前人诗句，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出自隋炀帝的诗句；“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化用了杜甫的诗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是表达爱情的名句。凄迷的景色、宛转的语调和感伤的情绪，构成了秦观的词的艺术特征，因此他向来被看作婉约派的代表作家。他的词长于抒情，音律谐美，情韵兼胜，其中的感伤情调很容易引起一些怀才不遇的文士的共鸣，对后来从周邦彦、李清照直到清代的纳兰容若等词人都有显著的影响。
贺铸（1052—1125）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外戚之家，个性倔强，不阿附权贵，喜论天下大事。因长身耸目，面色铁青，人称贺鬼头。他能诗善文，尤长于词。他的词紧紧追随苏轼，内容、风格丰富多样，兼有豪放、婉约二派之长，长于锤炼语言并善于化用前人成句，用韵严格，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其描绘春花秋月之作意境高旷，语言浓丽哀婉。其爱国忧时之作悲壮激昂，境界奔放阔大。其词以《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鹧鸪天·半死桐》、《芳心苦》（杨柳回塘）、《六州歌头》（少年侠气）等最著名。《青玉案》是他的压卷之作，因“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一节，贺铸在当时就获得“贺梅子”的雅号。著名诗人黄庭坚曾亲手抄录这首词放在案头，把玩吟咏，同时还写了一首小诗寄给贺铸，对这首词给予很高评价：“解道当年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贺铸7岁学诗，诗作总数多达数千首，数量之巨远过于词，其诗名为词名所掩。
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词人是周邦彦。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博涉百家之书，为人落拓不羁。二十四岁时入太学读书，因献《汴都赋》升太学正。后仕途屡遭贬斥，曾任提举大晟府。他博学多才，精通音律，曾整理各种曲调，创制许多新调，进一步丰富了词的格律和形式，对词乐的发展贡献很大。其诗文俱佳，尤精作词，是北宋末期的词坛领袖。他的词题材狭窄，内容多为风月恋情、怀古羁旅、别愁离恨、咏物抒怀之类。他讲究章法布局，极端重视词与音乐的配合，使词律进一步规范化、精密化。其词格律谨严，音律谐美，追求典丽，为后世格律派词人所宗。代表作有《兰陵王·柳》、《瑞龙吟》（章台路）、《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和《六丑·蔷薇谢后作》等。周邦彦虽然在词的题材和内容方面没有新的开拓，但他在词的艺术形式、语言技巧方面是又一个集大成者，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时期的词人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都十分推重周邦彦。直到清代的“常州词派”还奉他为学词的典范。
北宋末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以下还有韩驹、潘大临等二十多人，“江西诗派”从此确立。江西诗派是在黄庭坚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这一诗人群体具有前所未有的较为严格的宗派色彩，他们都以学杜相号召，不仅在诗学观点和写作风格上大体一致，而且多数成员确实相互联系切磋，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诗派最主要的特征是在语言技巧方面“以故为新”，讲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讲究用典，生新瘦硬，是宋代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由于他们没有很好地继承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而仅仅片面强调他在句法、用事等方面的艺术技巧，因此就愈来愈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江西诗派”在北宋末至南宋初风靡一时，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其影响。其余波一直持续到晚清的“宋诗派”。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女诗人，至少表明当时中上层社会的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北宋诗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称：“近世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他称赞王安石的妻子吴氏、妹妹（张奎妻）、女儿（吴安持妻）、侄女（刘天保妻）能文工诗，佳句颇多，“皆脱洒可喜”。司马光曾说：“今人或教女子以作诗歌，执俗乐，殊非所宜也。”也证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当时这些女诗人的作品大多不传世。北宋出现了著名女诗人魏夫人、朱淑真等。
魏夫人，即曾布妻魏氏，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名字及生卒年均不详，生平亦无可考。其文学创作在宋代颇负盛名，朱熹甚至将她与李清照并称。她的词多写离情别绪，如《菩萨蛮》之一：“东风已绿瀛洲草，画楼帘卷清霜晓。清绝比湖梅，花开未满枝。长天音信断，又见南归雁。何处是离愁，长安明月楼。”其笔下的离愁别恨表现得颇为深沉真切。其存世作品只有诗《虞美人草行》1首，词10余首。其弟魏泰，著有《临汉隐居诗话》等。
朱淑真号幽栖居士。其籍贯身世，历来说法不一。她生活于北宋末期，南宋初年尚在世。她出生于仕宦家庭，幼时颖慧，博通经史，能文善画，精晓音律，尤工诗词，素有才女之称。相传因遇人不淑，婚后生活很不如意，抑郁而终。其作品为其父母焚毁，后人将其流传于世的诗词辑成《断肠集》2卷、《断肠词》1卷，因辗转相传，版本很多。其诗词多抒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笔调明快，文词清婉，情致缠绵；后期则忧愁郁闷，颇多幽怨之音，流于感伤，艺术成就颇高。如《菩萨蛮·木樨》：“也无梅柳新标格，也无桃李妖娆色。一味恼人香，群花争敢当。情知天上种，飘落深岩洞。不管月宫寒，将枝比并看。”
女词人聂胜琼有一首词《鹧鸪天·寄李之问》：“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几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这首词写离别相思之情，颇为感人。
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河南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县令蒋兴祖以身殉国，其女被金人掳走。蒋氏在雄州驿馆墙壁上题了一首词《减字木兰花·题雄州驿》：“朝云横渡，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飞鸿过也，百结愁肠无昼夜。渐进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女词人心怀凄恻，悲怨情深，充满感伤身世、眷恋故乡的情感。
北宋继承唐代教育制度，也特设童子科，作为考试科目之一，又称“童子举”。《宋史·选举志一》载：“宋之科目……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童子科年龄限在15岁以下，科考的主要内容即是背诵经书。要获得神童称号，应试者必须至少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等“七经”约28万字的儒家经典熟读成诵，其中《毛诗》39000余字。《宋史·选举志二》载：“凡童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州升诸朝，而天子亲试之。其命官、免举无常格。”“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
杨亿（974—1021）是北宋初期以早慧知名的诗人，从小就受到较好的教育。《宋史·杨亿传》载：“（杨亿）能言，母以小经口授，随即成诵。七岁，能属文，对客谈论，有老成风。雍熙初，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试词艺，送阙下。连三日得对，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深加赏异，命内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书，又赋诗一章，宰相惊其俊异，削章为贺。……即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俄丁外艰，服除，会从祖徽之知许州，亿往依焉。务学，昼夜不息”。“亿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翰不辍。精密有规裁，善细字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当时学者，翕然宗之。”宋真宗时期，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馆阁诗人效仿李商隐的诗风，大量写作雕琢用典、铺陈词藻、属对精工、深婉绮丽的诗篇，彼此唱和应酬。杨亿把这些诗作编为《西昆酬唱集》后，这种被称为“西昆体”的诗风进一步在社会中盛行，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
宋绶（991—1041）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其外祖父杨徽之是宋初名儒，其母杨氏也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宋史·宋绶传》载：“绶幼聪警，额有奇骨，为外祖杨徽之所器爱。徽之无子，家藏书悉与绶。绶母亦知书，每躬自训教，以故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他曾辑录《岁时杂咏》共二十卷,收汉魏至隋唐诗1500余首。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经过先后三次兴学后，官学、私学、书院等三类学校的学科门类增多，课程内容也更加丰富实用。由于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和对文人的优待，大批知识分子人除了一部分“学而优则仕”外，教授私学成为他们的谋生方式，因此，宋代的私学更加兴盛和普及，而私学往往集中于蒙学阶段。与前代相比，宋代的蒙学教育更加发达，当时的小学、乡学、村学、义学、家塾等十分普遍。宋代蒙学有较完备的蒙学教材体系，包括《千字文》、《蒙求》、《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诗》等。其中，《百家姓》、《神童诗》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两种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蒙学读本。蒙学诗歌教材中最著名的是《神童诗》。《百家姓》在形式上具备了诗歌的特点，可以看作是诗歌类教材。
北宋初年问世的《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时间较长、流传范围很广的一种蒙学识字教材，它将约500个常用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形式上很像一首四言诗，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的常用汉字。虽然其内容缺乏文理，但编排合理，句式整齐，隔句押韵，读来顺口，易学好记。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百家姓》的作者是钱塘(杭州)的一个儒生，前几个姓氏的排列大有讲究，如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吴越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等等。《百家姓》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百家姓》与《千字文》、《三字经》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流传。明代有《皇明百家姓》，清代有《御制百家姓》，但都流传不远。
《十七史蒙求》的作者是北宋时期名扬江淮地区的著名诗人王令。王令(1032—1059)字逢源，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5岁丧父母，随其叔祖居广陵（今江苏扬州），刻苦读书。十七岁就自立门户，在天长、高邮等地以做私塾先生为生，素有治国安民之志，年仅二十八岁便在贫病交加之中辞世。王令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在短暂的十余年里就写出了70多篇散文和480多首诗，由其外孙吴说编为《广陵集》。他的诗多是酬答唱和之作，主要叙述了自己的志向与人生态度及四处奔波的苦难生活。他同情百姓苦难，深刻揭露了黑暗政治和民生疾苦，《梦蝗》一诗是其代表作。他的诗受韩愈、孟郊、卢仝、李贺的影响较深，构思新奇，气势磅礴，意境高远。《暑旱苦热》一诗尤其突出：“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他的诗歌曾受到王安石的极力称赞。
《十七史蒙求》共十六卷，仿照唐朝李翰《蒙求》的形式，采用四言韵语，上下两句对偶，生动地介绍了许多历史典故，富有教育意义。如：“宋璟第一，李广无双。燕许手笔，李杜文章。”“石苞当相，卫青封侯。误点作蝇，落笔画牛。一诺季布，片言仲申。衍口雌黄，裒皮阳秋。荀家八龙，贾氏三虎。战胜朝廷，折冲樽俎。汉卧发兵，郝餐击虏。致瓜苏琼，挂黄兴祖。裴楷如玉，卫玠若珠。明牛漏蹄，庾马的颅。”
《神童诗》相传是北宋学者汪洙所作。汪洙，字德温，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出身于县吏家庭，自幼聪明好学，九岁便善赋诗，有神童之称。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中进士，授明州助教。他曾筑室西山，每月召集诸儒讲学，以教授族闾子弟，乡称崇儒馆。据说，他九岁时曾在一所废弃的学宫旁放鹅，见殿宇破败，心有所感，就写了一首诗：“颜回夜夜观星相，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因而县令召见他，他当即又作一首诗：“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被县令称为神童，受到奖赏。《神童诗》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启蒙读物。据学者考证，通行的《神童诗》并非汪洙一人所作，后人对它进行了许多增补。《神童诗》最初共34首，均为五言绝句，其中劝学诗14首，表现科举及第得意心情的诗5首，歌咏时令节气的诗15首。后人又增补了一些描写花草和自然现象的诗篇。通行的《神童诗》有48首诗，全部选用五言绝句，篇幅短小，简洁含蓄，浅白清新，诗味浓郁，格律严谨，音韵和谐，对仗工整，琅琅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记诵。其中很多诗句已广为流传，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则相天下，穷则善其身。”再如流传久远的《四喜》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神童诗》是优秀的少儿诗歌读物，也是教导少年儿童学作诗歌的示范教材。因受时代局限，这些诗多以高官厚禄引导学童一心读书，曾遭人非议，但在宋元明清时期影响很大。
宋初承唐代科举制度，也以诗赋取士，《昭明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
王安石有一篇著名的散文《伤仲永》，记述了当时一个神童方仲永的故事：“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王安石在文中说方仲永五岁就能“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这倒有可能是真实的；但说他“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就能作诗，就太夸张了，恐怕是神话里才能发生的故事，所以王安石只好说“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实，根据常识来判断，方仲永幼时肯定接受过一些诗歌方面的教育；至于他受教育的途径，或是私塾，或是他人的口授，而后者的可能最大，因而不为人所知。王安石在文中没有说，大概是当地人神化了五岁童就能作诗这件事，以讹传讹，以致真相被湮没了。不过，儿童五岁就能作诗，的确不简单！王安石在文中强调了“受之人”——即受教育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既刺激了文学作品的生产，又使文学作品得以迅速传播。如曾巩的《苏明允哀词》称三苏的文章盛传于世，“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词在宋代达到顶峰就与此相关。城市中的歌楼酒馆是文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歌妓往往以演唱新词新曲为荣，甚至不惜代价、千方百计获得新词，这种需求极大地促进了文人词的创作，而她们的传唱又使新的词作不胫而走，在社会上迅速传播。柳永的词在当时就赢得了普遍欢迎。僧惠洪《冷斋夜话》称黄庭坚“诗词一出，人争传之”。由于传统诗歌体裁成为正统思想观念的载体，词的兴盛也就成为宋代民间诗歌教育的重要形式。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在宋代虽难登“大雅之堂”，却获得了极大繁荣，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就说明了柳永的词受到大众欢迎的程度，即使是宋仁宗也不能幸免。
宋代的文学家颇重视研究、总结诗词创作规律，编著了许多“诗话”、“词话”。他们从个人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这些著作既归纳诗词的一些写作规律，也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点评，这就为文人学习作诗填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续诗话》、刘攽《中山诗话》、王直方《归叟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释惠洪《冷斋夜话》、陈师道《后山诗话》、蔡绦《西清诗话》、范温《潜溪诗眼》、吴开《优古堂诗话》、吴可《藏海诗话》、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吕本中《紫微诗话》等。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历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文艺论著，开创了诗歌理论著作的新体裁，大体上奠定了北宋诗话既有漫笔琐记、逸闻趣事，也有诗歌考证、点评阐发这样的体例。原书只称《诗话》，因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后人名之为《六一诗话》、《六一居士诗话》、《欧公诗话》、《欧阳永叔诗话》、《欧阳文忠公诗话》等。全书共二十八条，各则条目之间的排列并没有逻辑联系，以漫谈随笔形式评论诗歌，记录轶闻趣事和瞬间感想所得。其篇幅虽小，内容颇丰，有对诗歌规律和特性的探求，有对佳句的点评赏析，也有掌故轶事介绍和谬说更正等。书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意新语工”等论点，体现出欧阳修追求冲淡雅正、天然平和的文学思想。欧阳修曾为北宋诗坛盟主，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对文学创作有深切体会，因而其诗话多有“点睛”之妙。其中对人物典故的叙述则是珍贵的文学史料；对诗人的品评大多准确中肯，足资后人借鉴。因此，这本书在后世广为流传。
在北宋时期，胡瑗、程颢、程颐等人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世称安定先生。胡瑗精通儒家经术，先后在苏州、湖州执教二十余年，创立了“苏湖教法”，宋仁宗时诏令在全国推行。“苏湖教法”采用分科教学法，设立“经义”和“治事”两科，改变了隋唐以来重辞赋的学风。“经义”科以探索六经义理为主，着重学习研究经学的基本理论；“治事”科以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用知识为主，强调学以致用。“苏湖教法”实行分科教学，导致了学风的转变，对宋明理学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苏湖教法”的推行，也对宋代诗歌教育突出政治教化功能产生了极大影响。
程颢、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程颢（1032－1085）字伯淳，洛阳人，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程颢之胞弟，后人称伊川先生。二人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二程不仅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是语文教育史上卓然而立的巨人。他们潜心于学术，先后在开封、嵩阳、洛阳等地讲学，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其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曾在他们的讲学之地设书院以为纪念，如嵩阳书院、伊川书院等。
二程对诗歌教育非常重视，并有独到见解。程颢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师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作诗较多，如《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偶成》：“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程颐将诗看作“闲言语”，认为作诗“甚妨事”，但他自己并非不作诗。《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载：“或问诗可学否，（程颐）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先生尝说：‘王子真会寄药来，某无以答他。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弄水蜻蜓欵欵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尝作诗。今寄谢王子真诗云：至诚通化药通神，逺寄衰翁济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子眞所学，只是独善，虽至诚洁行，然大抵只是为长生久视之术，正济一身，因有是句。”看来，理学家反对的是无助于传道的诗，而他们的诗则往往充满道学气息。
歌谣历来是民众表达心声的主要手段。北宋时期的民间歌谣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被保存在一些笔记小说里。仅存的这些歌谣中，仍然能够反映社会底层的呼声，表达人民的爱憎。如“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就是群众对抗敌英雄的一曲赞歌。如“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就表达了人民对权奸王黼公然受贿、卖官鬻爵的讽刺。如“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就反映了百姓对奸臣的憎恶。如“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就揭露了北宋末期统治者广开言路的实质。这些民谣表达了人民惩恶扬善的愿望，是民间诗歌教育的主要形式。
南宋时期的诗歌教育
1127年，金军南侵，攻占北宋都城汴京，徽宗、钦宗被俘，北宋灭亡。5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南宋与西夏和金朝并存。之后，南宋朝廷在金兵的压迫下继续南迁，最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与北宋相比，南宋偏安一隅，更加懦弱，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王朝。南宋立国之初，也曾由宗泽、岳飞、韩世忠等众多将领抗金北伐，多次击败金军。但宋高宗任秦桧为相后，削夺抗金将领的兵权，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一味推行求和政策，向金国纳贡称臣，于东南半壁苟且偷安，穷奢极欲。此后，妥协投降成为南宋统治者的一贯政策。南宋理宗之后，奸佞当道，政治腐败，国势日衰。1234年，蒙古大军灭金，其后继续南下攻宋。元军于1276年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俘五岁的南宋恭帝赵显。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等人继续坚持抗元斗争。1279年3月，崖山海战失败后，陆秀夫背负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南宋彻底灭亡。
南宋时期的书院教育尤其发达。北宋中期以后，随着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州县官学日益普及，书院渐趋衰微。南宋时期，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学者讲学活动的广泛开展，书院又开始复兴。鼎盛时期的书院数量有二三百家，遍布南宋统治的大部分地区，而书院内部的设施功能更加完善，教育教学的规章制度更加完备。其中，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并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四大书院的主持人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都是当时著名学者兼教育家。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主持修复了白鹿洞书院，亲自为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条》），体现了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思想，成为南宋以后元明清三代七百年间书院办学的范本。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职湖南，大规模重建岳麓书院，邀请知名学者来此讲学，一时名声大振，成为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千余人，办学规模远远超过北宋时期。
南宋自立国起就始终面临外敌不断入侵的局面。“靖康之难”、金兵南侵、蒙军攻宋给南宋文人士大夫以极大的刺激，其中许多人目睹了惨烈的战争，亲历了艰辛的流亡，亲身体验了百姓的苦难，他们的思想情感都产生了很大变化。平民百姓的流离失所与帝王将相的荒淫享乐，民众要求抗击侵略、收复失地的强烈呼声与南宋朝廷的孱弱怯懦、屈膝投降，无不使他们感到悲愤。因此，慷慨悲歌、苍凉悲壮成为他们笔下的主旋律，许多文人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悲怆激愤的情调。在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成就突出的诗（词）人，如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杨万里、范成大、姜夔、吴文英等。其中，陆游和辛弃疾分别代表了南宋诗与词的最高成就，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南宋灭亡之际，涌现出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诗人群体，他们的诗篇历来是激励爱国主义精神的教材。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人。她出生于一个爱好文艺的士大夫家庭，其父李格非是学者兼散文家，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其母出身于官宦人家，也有文学才能。李清照受到良好的文学艺术教育，幼时过目不忘，出语惊人，博览群书，少女时代即以诗词名噪一时，受到名家称赞。她多才多艺，以词著名，兼工诗文书画，并著有《漱玉词》和《词论》，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声誉。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注重词体协音律、重铺叙、有情致的特点。她的词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南渡之前，她生活幸福，婚姻美满，因而前期的词主要描写伤春怨别和闺阁生活，流露出她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喜爱，表现了女词人多情善感的个性。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等。南渡之后，因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她后期的词表达了她对故国往事的深情眷恋，充满了浓重感伤情调。如《声声慢》（寻寻觅觅）、《永遇乐》（落日熔金）、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等。李清照的词主要继承婉约派的词风，有时还兼有豪放派之长，独具一家风貌，被后人称为“易安体”，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她的诗现存十余首和一些逸句，往往出语豪迈，不让须眉。最著名的是《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逸句如“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等。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自有受到良好教育，十二岁就能诗善文。陆游自少年时即深受爱国思想的熏陶，在政治上主张坚决抗金，收复失地，因而一直受到投降派的压制。直至晚年退居家乡，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他一生创作诗歌很多，今存9300余首，是两宋时期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人。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等。他的诗题材广泛，内容极为丰富，或抒发政治抱负，或反映人民疾苦，或抒写日常生活，或批判统治集团的投降政策，风格雄浑豪放，晓畅平易，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充满着爱国主义激情。他曾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广泛学习前人之长，尤其尊崇屈原和杜甫。他的诗在体裁上无体不备，各体俱工，更擅长近体诗。《关山月》、《书愤》、《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游山西村》、《临安春雨初霁》、《示儿》等均为后世所传诵。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之一，在当时和后世都赢得了广泛的尊重。陆游专力于诗，但也擅长填词，较多地受到苏轼的影响。在现存的100余首词中，有部分作品同样抒写了激越的爱国情思，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钗头凤》是抒写爱情的名篇，《卜算子·咏梅》是咏物言志的名作。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吴县）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其父范雩终官秘书郎，其母蔡氏夫人出身名门。他幼承庭训，十分聪颖，十二岁时已遍读经史，十四岁已能诗善文。其后父母早亡，家境贫寒，仍好学不辍，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中进士，累官至参知政事，在南宋诗人中最为显达。范成大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曾深受江西派的影响，又广泛学习中晚唐诗人的风格与技巧，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其诗题材相当广泛，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尤其是他的近体诗，委婉清丽，意味深长，很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出使金国时所作七十二首绝句和晚年退职闲居时所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绝句。他的使金纪行诗记述了途中的所见所感，表达了一位正直政治家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情感，如《州桥》、《清远店》、《会同馆》等。他的田园诗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乡村的生活面貌，既有农村秀丽风光和农家劳动生活的场景，也有农民遭受的沉重剥削和困苦生活。其《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七言绝句，是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风格清新明快，优美流畅，富有韵味，在南宋末期产生极大影响。他的词作较多，或情意缠绵，风格婉约，如五首《秦楼月》；或豪放阔大，飘逸潇洒，如《水调歌头》（细数十年事）。范成大的作品有《石湖居士诗集》、《石湖词》等，他的诗歌自南宋末年起，对后世诗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出生于儒士之家，自幼读书非常勤奋，广师博学，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及第。一生主张抗金，正直敢言，清正廉洁；因奸相专权辞官居家，忧愤而死。他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并称“中兴四大诗人”（或“南宋四大家”）。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从模仿到自成一家的过程。他在《荆溪集自序》里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推陈出新，师法自然，形成了独特的“诚斋体”，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促进了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其诗篇多是吟咏江山风物的写景抒情之作，也有一些直接抒写爱国感情的作品，如《初入淮河四绝句》、《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等。他善于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语言通俗明畅，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嘲蜂》、《嘲蜻蜓》、《嘲淮风》、《竹枝词》等。杨万里一生作诗很多，相传有诗二万余首，其《诚斋集》存诗4200余首。他的一些抒情写景的七绝描写生动，情趣盎然，千百年深受人们喜爱。如《小池》、《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等，至今仍广为流传。他也善作词，其词风格与诗相近，清新生动，活泼自然。两首《昭君怨》是其最著名的词作。另著有《诚斋诗话》。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并成长于金人统治区域的一个汉族官员家庭，父亲早逝，由祖父辛赞抚养成人。少时拜金国著名诗人蔡松年、刘瞻为师，与金国著名书法家、诗人党怀英同学。他从小亲眼目睹汉人在异族野蛮统治下所遭受的屈辱与痛苦，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的志向。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他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屡次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他是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一位文武双全的英雄豪杰，又是一位勇于创新的词人。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辛词的独特风格，进一步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其词主要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揭露和批判南宋统治者的屈辱投降行径；也有一些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他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他的词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雄奇阔大，激情飞扬，慷慨悲壮，笔力雄健。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青玉案·元夕》、《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采桑子·书博山道中壁》、《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等都是流传后世的名篇。在文学史上，辛弃疾与苏轼并称为“苏辛”。其《稼轩长短句》存词620余首，数量之富雄冠两宋。辛弃疾的词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很大影响，他的名篇历来受到人们喜爱，成为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的教材。辛弃疾以词名家，其诗文亦有令人称道者。其诗作较多，同样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化，如《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等。其诗因诗集亡佚而多不被重视，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姜夔（1155？—1221？）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属江西）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随父宦游，受到良好教育。成年后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未登第，一生以布衣身份做着豪门清客，与当时著名诗人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萧德藻等人都有交往。他多才多艺，精于书画，能诗善文，精通音律。其词尤娴于音律，能自度曲，格律严密，其作品以清空峭拔、空灵含蓄著称，《扬州慢》（淮左名都）、《暗香》（旧时月色）等是他的名篇，有词集《白石道人歌曲》。他的词艺术成就很高，尤其善于描绘清幽的意境来寄托他落寞的心情，对后世许多仕途失意的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后世词人影响巨大，被清初浙西词派奉为圭臬。姜夔也善作诗，为杨万里、范成大等人推重。他初学黄庭坚，后转学晚唐诗人陆龟蒙。其晚年自编诗集三卷，已佚。今存《白石道人诗集》、《白石诗说》等。他的诗歌善于锤炼字句，力求精巧工致，情调恬淡而有韵味。尤其是《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姑苏怀古》、《湖上寓居杂咏》等绝句，意蕴清妙秀远，有晚唐绝句风味。由于他的诗歌在艺术上缺乏独创性，影响远不如其词大。所著《白石诗说》，其中多有精辟见解。
南宋宁宗、理宗年间，杭州书商兼诗人陈起结交了许多文人雅士，他们相互应酬唱和，形成了一个不固定的诗人群体。经过搜集、选择，陈起出资刻印了一些诗人的诗集，命名为《江湖集》，以后又陆续刻印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等。 这些诗集的刊刻流传，扩大了这群诗人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组织松散、诗风相近的诗歌流派，后人便称之为“江湖派”。广义的“江湖诗人”人数众多，包括姜夔、刘克庄、戴复古、赵汝遂、高翥、方岳、叶绍翁等，还有“永嘉四灵”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人。他们多是流落江湖的中下层文人，反对江西派诗风，比较重视诗歌的抒情性，提倡清丽新巧、精致空灵的诗风，其诗歌也多表现凄情落寞的心境和淡泊高逸的情怀。一些诗人的名篇意境优美、语句流畅，大受人们喜爱而流芳千古。如赵师秀的《约客》、翁卷的《乡村四月》、叶绍翁的《游园不值》等，这些诗篇至今仍广为流传。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生于乡间儒士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以先贤欧阳修等为榜样，立志做忠臣烈士；18岁时获庐陵乡校考试第一，二十岁参加科举考试，经王应麟推荐，被宋理宗亲自擢为进士第一名，历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南宋灭亡后坚持抗元斗争，因兵败被俘，坚贞不屈，从容就义。他所作诗文较多，有《文山全集》。文天祥前期诗歌多赠和之作，深受江西诗派影响，常常搬弄典故辞藻，比较平庸。在抗元战火中历经沧桑之后，其诗风大变。他后期诗歌主要学习杜甫，有《集杜诗》二百首。他以诗为史和以诗明志，风格直露急切，苍劲悲愤，表达了他对民族危亡的深沉忧患和忠贞爱国精神，这些诗篇结集为《指南录》、《指南后录》和《吟啸集》等。他的事迹和诗篇都是后人学习的光辉榜样，《扬子江》、《过零丁洋》、《金陵驿》、《正气歌》等是中国诗史上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芒的优秀诗篇，传诵至今，流芳千古。
南宋时期，吟诗填词之风盛行。流风所及，就连一些征战沙场的战将如韩世忠、岳飞也有作品传世。《全宋词》卷148录韩世忠的词3首：《临江仙》（冬看山林萧疏净）、《南乡子》（人有几何般）、《满江红》（万里长江）。《全宋词》卷177录岳飞的词3首：《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这些出身行伍的将领能写出境界非凡的词篇，正说明了当时诗歌教育的普及程度与显著成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宋之际出现了杰出的女诗人李清照，至少说明当时中上层社会的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南宋时期出现了较多的女诗人，既有名门淑女，也有青楼才女。《全宋词》里辑录了女诗人的许多光彩篇章，虽然有一些人连姓名也被遗忘，但她们以卓绝的才华在诗歌史上留下了翩翩倩影。如唐婉、吴淑姬、严蕊、乐婉、张玉娘、章丽贞等。
孙道绚号冲虚居士,生卒不详，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她生活于北宋末南宋初年，自幼聪颖绝人，饱读书史，过目不忘；三十岁丧夫，守节教子，守志而终。她一生作诗词较多，晚年因遭火灾，文稿被焚毁；其子黄铢仅搜集到人们口耳相传的词作六首。如《醉思仙·寓居妙湛悼亡作此》：“晚霞红。看山迷暮霭，烟暗孤松。动翩翩风袂，轻若惊鸿。心似鉴，鬓如云，弄清影，月明中。谩悲凉，岁冉冉，蕣华潜改衰容。 前事销凝久，十年光景匆匆。念云轩一梦，回首春空。彩凤远，玉箫寒，夜悄悄，恨无穷。叹黄尘久埋玉，断肠挥泪东风。”这首悼亡词最为人所称。其子黄铢是学者兼诗人，著有《谷城集》五卷和《楚辞协韵》等。
唐婉，字蕙仙，生卒不详。她是陆游母舅唐诚的女儿，自幼文静灵秀，才华横溢。唐婉嫁给表兄陆游后，两人的亲密感情却引起了陆母的不满，陆游被迫妻另娶。唐婉而后嫁给皇族后裔士人赵士程。1155年，陆游在沈园偶遇唐琬，在墙上题了一首《钗头凤》（红酥手）词。唐婉感慨万千，于是和了一阙《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此后不久，唐婉便抑郁而终。
吴淑姬本名已失，湖州人，生卒不详。出生于寒儒之家，其父为秀才。她聪明貌美，能诗善词，被一富家子弟强占，反被诬以奸淫而遭定罪判刑。府衙僚吏观审后置酒席，命她脱枷侍饮，以冬末春初之景为题作词自咏，即席作《长相思令》：“烟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从何处回？醉眼开，睡眼开，疏影横斜安在哉？从教塞管催！”太守因此将她释放。后为人买为妾，名曰淑姬。著有《阳春白雪词》五卷，《全宋词》录其词4首。
严蕊原姓周，字幼芳，生卒不详。她出身书香门第，自小学习礼乐诗书，父母双亡后沦为台州营妓，艺名严蕊。她善操琴、弈棋、歌舞、丝竹、书画，学识通晓古今，诗词语意清新，色艺冠绝一时，义气闻名四方。台州知府唐仲友曾命其赋红白桃花，严蕊脱口而成《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豪士谢元卿夙闻其名，在酒宴上命其赋词，要求以己姓“谢”字为韵。刚开始行酒，严蕊已写出一首《鹊桥仙》：“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唐仲友为严蕊才华遭遇所感，为其落籍。后浙东常平使朱熹挟嫌报复，诬唐、严二人有伤风化，令人抓捕严蕊，鞭笞拷打逼其就范。严蕊宁死也不愿污人清白。此事朝野议论，惊动宋孝宗。岳霖任提点刑狱，命其作词自陈，严蕊当即口占一首《卜算子》表明心志：“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霖判令从良，被赵宋宗室纳为妾。她的词作多佚，仅存3首。洪迈《夷坚志》庚卷第十、周密《齐东野语》二十卷都记录了严蕊的事迹。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即讲述严蕊的故事。
杭州歌妓乐婉与施酒监相爱，两人被迫分别时，乐婉作《卜算子》词赠答：“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断肠。要见无因见，拚了终难拚。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这首词表达了一位柔弱女子对爱情的渴望与无奈，十分感人。
张玉娘（1250—1276）字若琼，自号一贞居士，松阳（今浙江松阳县）人。她出身于仕宦之家，自幼聪慧，文才出众，尤其擅长诗词，时人将她比作班昭。因未婚夫沈佺早亡，她守情五年抱恨而亡。著有《兰雪集》两卷，有诗117首，词16首。其诗体裁丰富，风格多样，有律绝、乐府、杂体、歌行等，尤其长于古风。既有清丽凄婉、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唱，如《山之高》、《拜新月》等；又有慷慨激昂、壮怀激烈的爱国高歌，如《塞上曲》、《从军行》等。其词数量较少，主要抒写相思离别之情，如《浣溪沙·秋夜》、《玉蝴蝶·离情》等。《兰雪集》曾被称为李清照《漱玉集》后第一词集，时有“南张北李”之称。
元军南侵时，岳州人徐君宝被元军杀害，其妻被掳，她以死抗争，投水前题词于壁，留下了一首凄绝千古的《满庭芳》：“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这首词表达了女词人对国破家亡、自身被掳的无限悲慨和宁死不屈、坚贞不渝的高尚节操。她另有一词《霜天晓角·蛾眉亭》传世。
宋度宗时昭仪王清惠在南宋灭亡时被俘，北上途中于驿中题词于壁，即《满江红》：“大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颦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客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问嫦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这首词抒写了国破家亡、今非昔比的哀愁与感伤，当时在中原广为传诵，颇有影响。
南宋宫人章丽贞在战乱中写下了一首《长相思》：“吴山秋，越山秋，吴岳两山相对愁。长江不尽流。风飕飕，雨飕飕，万里归人空白头。南冠泣楚囚。”从其身份和词中所用典故来看，她应当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学修养。
南宋蒙学教育十分发达，有乡校、村校、义学、家塾等，遍布乡村城镇。陆游的《秋日郊居》之三就描述了村学的情形：“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诗下作者自注曰：“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这时的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初步的道德行为训练，学习基本文化知识，以识字、写字、背书为主，每日功课一般是背书、授新书、作对、写字、读诗等，主要教材有《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十七史蒙求》、《训蒙诗》、《小学诗礼》、《三字经》、《名物蒙求》、《千家诗》等。南宋时期，苏轼的诗文也成为学子学习的重要内容。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当时一些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采用韵语编写蒙学教材的积极作用。如宋孝宗淳熙年间进士项安世在其所著《项氏家说》卷七中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古人垂训，多用韵语，亦欲其易记也，又文字整齐，听者易晓，如《大禹之驯》及《洪范》等书可见。”“古之卜筮，专用韵语，至今犹然。”许多大学者都亲自编写诗歌类蒙学读本，如朱熹的《训蒙诗》、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王应麟的《三字经》等。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自幼颖悟好学，十八岁贡于乡，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他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大教育家。他编注的《四书》、《五经》成为南宋之后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他提出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读书方法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朱熹并不排斥文学，曾校注《诗经》、《楚辞》，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能诗善词，作品很多，是宋代道学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诗人。他和著名诗人辛弃疾、杨万里、陆游等人往来密切，相互唱和，尤其与陆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诗作现存1300余首，其内容主要是借助诗歌阐明义理，将义理通俗化，诗风平和纯正，100首《训蒙诗》就是典型的代表。《春日》、《观书有感》、《水口行舟》等将道学理趣与自然意象密切结合，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著有《晦庵词》一卷，其词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但理性色彩往往较浓，如《菩萨蛮》（暮江寒碧萦长路）、《水调歌头》（富贵有余乐）、《南乡子》（落日照楼船）、《念奴娇》（临风一笑）等。
朱熹继承儒家诗教传统，把诗歌作为传授理学思想的工具，非常重视诗歌教育。他的《诗集传》是诠释《诗经》的里程碑式名著，是元、明、清三代读书人必读的权威性读本。他在《近思录》卷十一《教学》和《小学》外编《嘉言》中专门摘录了程颢关于诗歌教育的观点：“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小学》外编《嘉言》第五）他还亲自写作100首七言诗结集为蒙学教材《训蒙诗》，其内容完全着眼于向儿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对于语言文字艺术基本不加考虑。如《天》：“气体苍苍故曰天，其中有理是为乾。浑然气理流行际，万物同根此一源。”《致知》：“此心原自有知存，气蔽其明物有昏。渐渐剔开昏与蔽，一时通透理穷源。”《中庸》：“过兼不及总非中，离却平常不是庸。二字莫将容易看，只斯为道用无穷。”由于缺乏艺术感染力，这部《训蒙诗》流传不广，影响有限。
朱熹的弟子陈淳仿照《训蒙诗》编著了《小学诗礼》，将《礼记》中的《曲礼》、《内则》、《少仪》的主要内容编写为43首五言诗，分为事亲、事长、男女、杂仪四部分，向儿童传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如“父立则视足，父坐则视膝。应对言视面，立视前三尺。”“父母或有过，柔声以谏之。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男女不杂坐，嫂叔不通问。内言不出阃。外言不入阃。”“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入境必问禁，入国必问俗，入门必问讳，与人不问欲。”“临丧则不笑，临祭则不惰。当食则不叹，让食则不唾。”陈淳还用三言韵语写成《启蒙初诵》一书，目的也是让儿童接受儒家伦理教育，如“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同心然。”从内容上看，这可能是《三字经》的先河。他还编著了《训童雅言》等。这些蒙学读本曾在东南地区流行。
真德秀编录的《文章正宗》正续集共四十卷，其正集体例包括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收入诗歌320余篇。这部书流传较广，对于诗歌教育有一定促进作用。
南宋刘克庄编辑的《千家诗》全名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全书共22卷，收录360余人的作品，其中绝大部分为唐、宋诗人所作，少数为南北朝和五代诗人的作品。录诗1270多首，全是律诗和绝句，分别按照时令、节令、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器用、昆虫、人品等十四个方面进行编排。这部《千家诗》选录广泛，不拘一格，不论作者的名气大小、地位高低，注重选录简洁短小、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诗篇。从入选的作者来看，既有帝王将相（如唐玄宗）和士大夫，也有无名氏（如《题壁》《答人》）和僧人（如僧惠洪、释处默）。署名谢枋得编选的七言《千家诗》是在此基础上编录的。
作为蒙学教材通行的七言《千家诗》分为上下两集，上集收七言绝句94首，下集收七言律诗48首，共142首。所选诗歌大部分浅近易懂，内容上于儿童成长有益或者至少无害，其中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等。这本书在选编时充分照顾到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表明当时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七言《千家诗》在宋末广为流传。一是所选诗篇大多是名家名篇，以此开展诗歌教学，能使学生更好地学习语言，掌握诗歌艺术。二是所选诗篇大多浅近易懂，读起来上口，学起来容易，而且便于背诵，极适宜儿童学习。如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首理学家程颐的七言绝句，自咏闲居之乐趣，把他追求自然舒畅的精神境界写得平淡自然而亲切。又如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些都是倍受群众喜爱的名篇佳作。三是所选诗中有许多警策名句，对学童有思想教育意义。四是所选诗篇内容丰富，基本按季节岁时为序，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学习它可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进一步了解社会生活。《千家诗》对于诗歌教育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针对儿童身心特点而专门编选的教材。尽管有人对这部诗集有不同的看法，但它无疑是古代最风行的且流传时间最长的诗歌基础教育读本。后人把《千家诗》作为初级教材，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起来简称为“三百千千”，作为蒙学的基本教材。
方逢辰编撰的《名物蒙求》继承了孔子关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主张，主要介绍各种名物知识，涉及天文、地理、花木、鸟兽、器物、耕作、亲属、家庭、伦理等方面的名称和常识，采用四言韵语形式，全书凡2720字。如：“天尊地卑，乾坤定位。轻清为天，重浊为地。丽乎天者，日月星辰。润以雨露，鼓以风霆。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维何降，以云之蒸。物无知者，为草为木。”这本书通俗易懂，是古代很受欢迎的一本启蒙教材。
南宋末期又有了新的蒙学课本《三字经》。关于《三字经》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大学者王应麟。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南宋著名学者，十八岁中进士，以博学多才名振朝野。宋亡后不仕，隐居乡里著书立说。著有《困学纪闻》、《玉海》、《深宁集》等。其《三字经》继承了历史上编写蒙学教材的传统，集中了《急就篇》、《千字文》的优点，是一部集识字、自然常识、历史知识、读书方法和伦理教育于一身的综合性蒙学教材，是古代童蒙读物中的典范教材之一。它继承了孟子以来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开篇即从性善论出发论述教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中包含着大量合理的内容和有益的经验，至今仍不失其教育意义。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三字经》里的句子往往言浅意深，采用诗歌的形式，每三字一句，整齐排列，讲究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非常易于儿童诵读记忆。因此，自诞生后，《三字经》就盛行于元、明、清三代，成为古代社会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蒙学教材。清代道光年间，学者贺兴思增补了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记述共二十四句。通行的《三字经》共416句、1248个汉字。七百多年来，《三字经》不但是蒙学基本教材，而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对中国社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89年10月，《三字经》英译本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向全世界发行。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确定为儿童道德丛书之一。
在宋代的蒙学中，属对是基本的必修课程，属对和韵律训练是基本的语言文字训练。学习作诗是蒙学的一项基本内容。蒙学中学习作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填诗，二是模仿。教学童写诗，重点是教“填诗”，首先是背会三十类韵，接着是用匡纸表韵头，以便填诗时查阅。而模仿则是实践训练的一种好办法。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论文》上）严羽在《沧浪诗话·诗法》中说：“学诗有三节：起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而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这些都说明宋代蒙学的写诗教学已经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上承北宋遗风，南宋时期的诗话著作很多，如周紫芝《竹坡诗话》、叶少蕴《石林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许顗《彦周诗话》、吴聿《观林诗话》、陈岩肖《庚溪诗话》、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杨万里《诚斋诗话》、尤袤《全唐诗话》、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严羽《沧浪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等。词话著作有张侃《拙轩词话》、周密《浩然斋词话》、沈义父《乐府指迷》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总结了诗词创作规律，为南宋诗人写作诗词提供了理论指导。张炎的《词源》总结了格律派词创作的艺术规律，是一部重要的词学理论著作，对后世词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严羽字丹丘，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一生未仕。其《沧浪集》收入古、近体诗146首。他作诗主要学习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但成就并不高。他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写出了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沧浪诗话》，这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个方面，提出了“诗道亦在妙悟”、“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的主张，概述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线索和轮廓与历代诗人的风格和流派，归纳了诗歌的基本写作方法和写作艺术特点，主要评析了宋代之前历代诗人及其作品，并对一些诗篇的作者、异文等进行了考辨；附录的《答吴景仙书》是一篇为自己的诗歌理论所作的答辩。在理学方兴时期，严羽论诗完全不涉及诗歌与儒道的关系及其政治教化功能，而重视诗歌的艺术性和“吟咏情性”的作用，与理学家的文学观形成鲜明对立，体现了他极大的勇气和超凡的胆识。这本著作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尖锐批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做法，重视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特点，对两宋之后古代诗歌的发展有极大影响。元代和明代诗人推崇盛唐诗歌的主张，清代王士祯“神韵说”与袁枚“性灵说”的观点，与严羽的诗歌理论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