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1895～1990），河南唐河县人，哲学家。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一种人生观》、《人生哲学》等著作。
小孩子的游戏，最有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在游戏中，小孩子作某种事，完全由于他的兴趣。他可以写字，但他并非欲成一书家。他可以画画，但他并非欲成一画家。他更非欲以写字或画画，得到所谓“世间名利恭敬”。他写字或画画，完全是无所为而为。他作某种事，完全是乘兴，他兴来则作，兴尽则止。所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他作某种事皆是顺其自然，没有矫揉造作，所以他作某种事，是无所为而为，亦即是无为。
当小孩子时候的游戏，是人的生活中的最快乐的一部分。道家的理想的生活，即是这一类的生活。道家以为成人所以不能得到这一类的生活者，乃因受社会中各种制度的束缚。我们若能打破此种束缚，则此种生活即可得到。我们亦以为这种生活，是快乐的，亦可以说是理想的生活，但社会各种制度的束缚，却并不是容易打破者。这些束缚，不容易打破，并不是因为人的革命的勇气不够，而是因为有些社会制度是任何种的社会的存在，所必需的。若打破这些，即取消了社会的存在。社会若不能存在，人亦不能存在。此即是说，若没有社会，人即不能生活，更说不到快乐的生活。道家以为，上所说无为的生活是快乐地，这是不错的。道家又以为，人在社会中，因受社会制度的束缚，以致人不能完全有这种生活，这亦是不错的。但道家因此即以为人可以完全不要社会制度，以求完全有这种生活，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办法，是不可行的。
照道家的说法，无论任何人总有他所感觉兴趣的事。我们看见有些人，于闲暇时，什么事都不作，而蒙头大睡，或坐在那里胡思乱想，似乎是对于什么事都不感觉兴趣。而实在是他对于蒙头大睡，或胡思乱想，感觉很大的兴趣。既然任何人对于有些事总感觉兴趣，如果任何人都照着他的兴趣去做，则任何人都过着最快乐的生活，“各得其所”，真是再好没有的。或者可以问：如果人人都对于蒙头大睡感觉兴趣，如随其兴趣，则都蒙头大睡去了，又有谁去作事呢？人人都不作事，岂不大家都要饿死？道家于此可答：决不会如此的。有许多人对于蒙头大睡，不感觉兴趣，如叫他终日蒙头大睡，他不但不以为乐，而且以为苦。这些人如没有事做，反觉烦闷。所以有些人要“消闲”。所以要消闲者，即有些人有时感到闲得无聊不可耐，故须设法找点事作，将闲消去。忙人找闲，而闲人则找忙，所以虽任何人都随着他的兴趣去做，天下事仍都是有人作的。
这是一个极端的说法。照这个极端的说法，自然有行不通，不可行之处。有些事是显然不容易使人感觉兴趣的，如在矿井里做工等。然而这些事还不能不有人作。在社会里面，至少在有些时候，我们每人都须作些我们所不感觉兴趣的事。这些事大概都是社会所必需的，所以我们对于它虽不感觉兴趣，而亦必须作之。社会是我们的生存所必需的，所以我们对于社会，都有一种起码的责任。这种起码的责任，不见得是每个人所皆感觉兴趣的。所以主张人皆随其兴趣去做的极端说法，如道家所说者，是不可行的。
不过这种说法，如不是极端的，则是可行的。这种说法，在相当范围内，我们不能不说是真理。
在以前的社会制度里，尤其是在以前的教育制度里，人以为，人的兴趣，只有极少数是正当的。在以前的教育制度里，人所应读的所谓“正经书”，是很有限的。五经四书是大家所公认的“正经书”。除此之外，学举业者，再加读诗赋八股文，讲道学者，再加读宋明儒语录。此外所有小说词曲等，均以为是“闲书”。看闲书是没出息的事，至于作闲书更是没有出息的事了。在以前的社会制度里，尤其是在以前的教育制度里，人以为，人的兴趣，多数不是“正当的”。因此有多少人不能随着他的兴趣去作，以致他的才不能发展。因此不知压抑埋没了多少天才，这是不必讳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