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花开开彼岸，奈何桥前可奈何
6
寻找。在当年横遭日军铁蹄践踏的城市，或者偏僻的乡村。
直至今天，我依然无法说出这是怎样的一次寻找，是对已然远逝的历史的某个鲜为人知的细节的擦拭？还是对正在行进的仍然无法终结的一份现实苦难的注目？在这绵长的寻找中，心里一直揣着一份无法言说的苦痛。从阳光明媚的海南，到山重水叠的云南、广西，从天高地沃的山西、河北，再到风轻云淡的江苏、浙江、上海……当我站在阴暗而又破败的慰安所遗址里，当我一步步迈进当年日军精心营造的坚固而又阴森的炮楼，我似乎仍然能听得到“慰安妇”当年凄惨的哭喊……
一次次去撩开掩藏在内心最最深处的黑暗记忆，一次次将那些生动的名字去对应一撮撮冰冷的泥土……我努力将自己所能寻找到的历史碎片慢慢拼合。60多年的岁月虽然没能抹去那场劫难所有的印痕，但时间却也削弱了那场劫难所应有的太多残酷的色彩。
在三亚椰树掩映的海滨大道旁，当年日军的碉堡仍趴在白色的沙滩上。不时有游人站在碉堡前留影。灰色的碉堡后面，是鳞次栉比的三亚新城。就在三亚，还有海口，还有崖城，当年日军“慰安所”的遗址，已悄然消失在一群群楼房的地基里。碉堡上黑洞洞的枪孔，沉默地盯着阳光下的每一个人。耳边有海风吹拂椰林时的轻叹，还有海浪抚摩沙滩时的低吟。
没有太多炎热和灼痛的感受，那个漫长的夏季，给我的只有沉重而又阴晦的潮湿，水漉漉的潮湿，苦涩的泪水般的潮湿。这种湿漉漉的感受一直延续到秋天，甚至一直延续到冬季，还有这个春天。
其实从两年前的那个春天开始，我就在筹划着这次采访。对这次采访的难度也自认为有着充分的准备。但一直到实施时，我才知道，这次采访的难度和内容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在我进行这次采访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对那段历史了解得异常清楚，因为书本上我曾学过，影视片中我也都看过。而现在，我总是不停地在问自己，在我了解的关于那段历史的年表和诸多名词的背后，到底还隐藏了些什么？除了那些影视片中煽情而又苍白的表演外，对于那段历史，我到底又知道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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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解释说：“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
那是怎样的一种“安慰”？那又是怎样的一种“女人”？
“慰安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具体执行实施，他们有组织、有计划的将大量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妇女强行征招到其占领地区普遍设立的合法强奸中心——慰安所，供给日军使用。
日军在亚洲最早设立的慰安所可以追溯到1931年，日本海军在上海指定“大一沙龙”等4家日本娱乐场所为“慰安所”。此后，日军诱骗大量朝鲜妇女到中国（满州）充当性奴隶。
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指定虹口的一些日本妓院作为海军慰安所；同年3月，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要求长崎县知事征集妓女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设立慰安所；至1932年12月，在上海的日军海军慰安所已达17家。
1937年，日本侵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军队中有计划的配备性奴隶。同年冬，侵华日军的许多部队掳掠中国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同时日本华中派遣军也决定建立慰安所，要求日本关西妓业协同征集慰安妇。
1938年春，一批日侨经营的慰安所在上海江湾镇出现，同期日军在南京、扬州、杭州、厦门、九江、芜湖、武汉、张家口等地设立大量慰安所；4月16日，日军驻南京各部与领事馆举行联席会议，专门研究慰安所问题；5月28日，日陆军省的教育总监颁布《战时服务提要》，要求“军队慰安所的卫生设施必须完备”；7月中旬，日军在汉口开设30家慰安所，慰安妇达300人左右；12月，日军开始在台中强征妇女去华南充当慰安妇……
经过多年的经营，日军在中国各占领地都设立了慰安所。
据有关专家调查，当年仅上海一地的日军慰安所就达83个，海南岛62个，南京、武汉的慰安所也分别有60多个。日军在中国占领地的慰安所数量以千、万计。随着日军在东南亚侵略战争的进行，日军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也建立了大量军队慰安所。
由于日军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目前要准确计算出慰安妇的总量已很难。但是，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人员仍依据现有的资料，对慰安妇的数量作了推断：在亚洲日本的殖民地、占领区和本土，慰安妇的总数在40万人以上，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迫成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慰安所遍及中国20多个省。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人们普遍认为：日军与慰安妇之间的关系，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尤其是对敌国及殖民地女性集体奴役、摧残的现象，这一现象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违反人道、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
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也是世界文明进程中最耻辱的一段记忆。